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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环境是无法进行写作的，但是他又不甘心束着双手不做事，便动手校许钦文的小说集《故乡》。事后，他对许羡苏打趣说，《故乡》乃是“逃生”。从字面上说，“逃生”系指逃难所生，而绍兴土话则指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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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国医生不赞成无病的人在医院久住，大家只得寻找别的安稳地。这时，鲁迅的胃病也基本好转了，于是随同一些教授移居到法国医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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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空气要比德国医院自由得多，但是并没有住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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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段祺瑞的垮台，对于被通缉的教授，据说奉军当局已经表示不加追究了。听到这样的消息，胆子大一点的教授开始向东交民巷以外的地方走动。由于辗转流徙，难于工作，加上经济上难以维持，鲁迅决定回到西三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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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太阳还未升起，他就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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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华盖集》及其续编·虎与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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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当局确定不会比段祺瑞政府更好一些。同样以武力和强权炫示自己的存在，他们都是一丘之貉。4月下旬，《京报》被封，主笔邵飘萍遇害。北京卫戍司令颁布了所谓“维持市面”的条例，声称“宣传赤化，主张共产者，不分首从，一律处死”。思想和信仰成为犯罪，因此不论政治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都处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他们有的离京避难，有的则住进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以求异族的特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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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是可悲的。正如鲁迅向韦素园他们说的，这个社会不是枝枝节节可以改好的，非有彻底的巨大的改革，便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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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距离根本改造的日子实在太遥远了，他自觉是看不到的，况且，一个多月的避难生活已经把他弄得太疲惫了，即使不陷于颓唐，也当有所停顿或休息。然而他不，仍然咬住他的论敌不肯罢休。如果没有一种永久性的仇恨，又从何见得爱的深沉呢？人世间，往往是这种异常的爱把一个人的面目搞模糊了，乃至人们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要把全副的生命投入斗争，甚至认为他生性是好斗的、嗜血的。这种历史的误会难道还少吗？对鲁迅个人来说，也常常有着不被理解的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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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就是这样：压迫也罢，收买也罢，孤独和寂寞也罢，总之不会放弃目标。刚刚结束避难生活，他又在“绿林书屋”写开了他的复仇的文章：《无花的蔷薇之三》、《新的蔷薇》、《再来一次》、《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还有，在避难中曾经构思过的回忆童年的文字也都陆续写成了，如《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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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般嘈杂的环境中，对他这样不谙弈棋又不善闲聊的人物，静静回忆往事是最相宜的了。但是没法子，章、陈之流总要不时地进入他的梦境中去。结果，在“旧事重提”的总题底下写将出来，便成了目下的样子：笔调清丽，悠徐有致，偶于不意之中，机锋毕露。《二十四孝图》开始的一段“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明显是针对章士钊们来的，接着从容地叙说儿时读画书的情景，但突然又插入了别的说话：“这所报的也并非‘睚眦之怨’。因为那地方是鬼神为君，‘公理’作宰，请酒下跪，全都无功，简直是无法可想。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无常》本写鬼魂，竟也夹入陈源所谓的“模范县”、“绍兴师爷”、“放冷箭”之类的话，还夹入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于是将在手的投枪趁势一掷，写道：“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考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马上日记》与《马上支日记》也都这样，并不粘着于某一事体上面，态度也不见前段的论战文字那般峻急，如窥神龙，见首而不见尾，实在达到散文艺术的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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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适的绅士意识，对鲁迅这种不忘旧恶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5月间，他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同时写了一封信。信里说：豫才、启明、通伯三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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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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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感情；由这笔锋上的感情，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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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月到上海时，一班少年朋友常来问我你们争的是什么；我那时还能约略解释一点。越到了后来，你们的论战离题越远，不但南方的读者不懂得你们说的什么话，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们若设身处地，为几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读者着想，为国内崇敬你们的无数青年着想，他们对于这种无头官司有何意义？有何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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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咧！……我们岂可自相猜疑，自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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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的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所以我不能忘记《热风》里那一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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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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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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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其实，鲁迅与陈源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根本不可调和的。即如胡适，在鲁迅的心目中，也都被划归到陈源一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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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是客观事实。胡适总想调和一下，鲁迅则不然，他能够正视引起分化的最深刻的原因。由于他一直期待着新分子的出现，所以，并不顾惜旧物的衰亡，虽然有时不免为此牵动过感情的丝缕。在当年《新青年》的同仁中间，胡适还不是高一涵那类货真价实的现代评论派，但是，因为方向的不同，他们的距离毕竟是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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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胡适便醉心于“好人政府”，希望托庇于政府实现他的政治理想。1925年，他以“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的身份，被段祺瑞聘为善后会议委员，出席了旨在抵制拟议中的国民会议的会议。这一年，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他又同中国政府官员一起到欧洲去，就庚款问题与英国方面斡旋。他是一直以获得官方的恩宠为幸的。按照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的说法，胡适当是“官魂”的代表，鲁迅是“民魂”的代表。如果人的精神可以以动物为喻，鲁迅当是老虎，生活在“绿林”和“莽原”之中，充满着不驯的野气；而胡适，则是鲁迅所说的那种“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的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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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标榜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反对任何过激的、暴烈的行动，自然也包括学生运动。他主张学生应当把“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变为“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要“跟着大家去呐喊”。在学生火烧晨报馆的事件发生以后，陈独秀问他：“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他写信回答说：“我是不会惧怕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样不容忍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这同鲁迅的不读古书，不读死书，不要鸟导师，勇敢向前闯的主张，的确是大相径庭的。关于“三一八”运动，胡适便以为是学生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结果，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心里是极端反对的。诚然，鲁迅不赞成和平请愿，但当惨案一经发生，他便立刻高度赞扬了青年学生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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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罢来信，鲁迅自然不加理睬。一个多月以后，他在《马上支日记》里，有意把“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同“陈源教授的《闲话》”拨弄到一起，大约可以算作是一种答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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