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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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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包含着一种死亡的意识。他太敏感，于死是接触得太早了。晋时的刘伶，平日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旷达，而人们也以为旷达，其实哪里是这样呢？故事把他心底的许多东西都掩盖住了。至于自己，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也还是一种取巧的掩饰：表面上是结束，是埋葬，实际上是保存，是对过往的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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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可留恋的。虽然自己一向反对读古文和写古文，却又偏偏把自己写就的古文收进集子里，这不是很顽强的留恋吗？写作古文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远离故国的少年，追溯人之历史，考察科学源流，论说文化偏至，呼唤摩罗诗人，那是怎样一种燃烧般的激情呵！民国成立以后，对于从前追求未果的一切，已经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未曾忆及，也无从忆及了！今天，借印行集子的机会复制了出来，又将如何呢？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那神魂是永远无法追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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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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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种留恋，就这样暂存了逝去的生活的余痕。如果过往的仍然可以算作生活，那么，借此也可证明自己确曾生活过了。而且，再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憎恶自己的人的面前，给他们的世界多一点缺陷，正如给来者多一点微末的欢喜一样，正是自己所愿意的。然而，你就不怕自己的那些和古书很有些关系的文字和思想，会毒害偏爱自己的果实的人么？这时，他不由得记起三四年前的一件往事来了。有一个学生来买他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他手里，那钱，灼热地分明带着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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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什么办法？在自己，也只能弄这样的东西。他几乎无时不觉得，在进化的途中，自己也是无数“中间物”中的一分子，是应该而且必然与光阴偕逝，逐渐消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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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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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是一个结束了。至于将来怎样被踏成平地，也无须去思量。只是前路如何，自己实在不知道。近来的牢骚特别多，说到底还是个去路问题。即如今日，收到中大的电文，就不能确定是否应当前往。大的方面，自然更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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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读陆机的《吊曹武帝文》，忽然觉得古人伤逝的心情是很可理解的。曹操在《遗令》中写道：他死后的葬礼可以简单一些，但遗物中的皮衣和印绶不要分，妓乐仍当留在铜雀台上按时作乐。生命都不复存在了，皮衣、印绶、妓乐还留着做什么呢？一个明达的哲人，竟也免不了这般的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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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前，曾经给《坟》写过一篇题记寄北京，此刻犹想就同样的名目说些话。于是他写了，就叫《写在〈坟〉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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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着写着，不觉几倍于题记那么长，结尾是：“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紧接着，又拉来陆机吊曹操的八句韵文，作为余绪留在最后面：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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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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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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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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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回击高长虹：夜·太阳·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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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在一则通信里，鲁迅写道，“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么乏味？即使那桃花有车轮般大，也只能在初上去的时候，暂时吃惊，决不会每天做一首‘桃之夭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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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枯燥的生活是可以扼杀文思的，写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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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回忆说，“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大约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有饭吃而头痛”之一端罢？然而责任，良心，习惯，又使他不能不写。在厦门的几个月间，他一面发牢骚，一面确也作了不少事：写完最后几篇《旧事重提》，编完《华盖集续编》，还有《坟》；写《〈嵇康集〉考》一类学术性的文字，翻译一些日本的短文，还有相当分量的通信，记录着他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关系，以及灵魂的最微末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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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淦女士的《卷葹》，编好董秋芳的《争自由的波浪》并作小引，陈梦韶的《绛洞花主》也是由他写了引言介绍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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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董秋芳就陈源的《闲话》写了一篇短文，骂他是“狗彘不知”的“畜生”，登在《京报》副刊上，陈源凭仗系主任的权力进行报复，使董秋芳不能毕业，同时攻击他是“受鲁迅指使”的“语丝派”。离京时，鲁迅要他把《京副》发表过的一些俄国短篇小说和散文集中起来寄给自己，这就成了后来的《争自由的波浪》。未始不可以说，这是对陈源的报复的报复。集子原名《大心》，改动是经过鲁迅同意的，它表达了中国底层的声音：自由！自由！自由是不可遏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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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指导下，《鼓浪》和《波艇》终于出版了。鼓浪社里有数的几个作者，在他看来，或则受创造社的影响，过于颓唐，或则像狂飙社的嘴脸，大言无实，将来下去也不见得就有好结果，但是他仍然去“打杂”。除了看稿改稿，编印和发行工作也都必须过问的。《波艇》很幼稚，为了鼓动空气，他也一样地怂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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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长虹公开寻衅以来，他就不只一次试图说服自己改变方针：丛书不编，文稿不看，回信不写，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然而，只要遇到了求助的青年，他就又无法顾及自己，避免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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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拘于做小事情，但是他毕竟是做大事业的人，宏观着历史和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不会忘记中国由来已久的人肉筵宴，总时时想着怎样从底下掀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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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作为中国的一块地方，当然不可能没有几千年官僚政治的烙痕。由于近海，近商，倒也多出一份与正统的权力崇拜不同的风气：拜金主义。说起厦大，鲁迅便觉得：“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其实，“权”与“钱”在这里不可能截然分开，无论是人身依附还是人身买卖，都一样教人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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