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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又是权力者。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请厦大国学院的人去演说，分为六组，每组两人。鲁迅正好同林语堂一起分到第一组。前一天晚上，就有秘书来联络。鲁迅问他，叶渊办学如何？那秘书说，校长一向是主张学生埋头读书的，不喜欢他们有什么活动。鲁迅告诉他，自己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不如不去的好罢。秘书说道不妨，尽可以随便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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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鲁迅如邀去了。招待很隆重。叶渊知道他是一个思想激进的文人，惟恐演说与自己相左，特地请他先吃些好东西，然后才带他走进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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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已下肚，如何说呢？他明知与校长的意见不同，也只好照样说了：聪明人不能做事，世界是属于傻子的。现今世上，聪明人虽然很多，可是不能做事，为什么？因为他们想来想去，过于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了，即使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的事情，也常常不真诚，不彻底。农民，工人，青年学生，他们能奋斗，肯牺牲，是被称做愚民和傻子的一群。但是，惟有他们才能做出事情来。世界是傻子的世界，他们是社会的改造者和创造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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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渊听了，大摇其头，《集美周刊》当然没有发表这演讲辞。后来，集美学校闹风潮，叶渊说：都是鲁迅不好。可见印象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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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厦门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平民学校举行开学仪式。当天上午，二百多个工农男女学生排队进入大礼堂。会上，鲁迅向这些贫苦的子弟作了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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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争自由的波浪》做的“小引”中，他正是以平民和“上等人”相对立的观点，赞颂了苏联的十月革命的。革命是不是成功了？那么就得看平民是否比先前抬了头。至于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他说无从断定，但是他们代表了革命的希望，却是的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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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学校，原是根据鲁迅的提议，由一群“傻子”临时组织而成。学校的教室是借用的，教员是兼职的，条件十分简陋。对于这所学校，鲁迅事先就有过捐款，听说开成立会当然很高兴。学生跑来要他演说，他把编写中的讲义一扔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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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不来，不是奉旨而来，无须顾忌什么，只是想说话。他说：“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子女，你们因为穷苦，所以失学，须到这样的学校来读书。但是，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才智。你们平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穷人的子女，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只要能下决心去奋斗，就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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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很静，有一种轻悄的切切的声响，是不是有人啜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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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的大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了自己：以为是平民子女，所以才进到这平民学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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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要读书，要关心国家大事时，他突然发问道：“半个月前，你们听见说革命军攻下泉州城没有？”有一个女子回答说：“听见的！”他感到非常满意，接着说：“军阀被消灭了，中国才会好起来，你们的境况才会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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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演讲结束了。就这样，他交给了学生以一个发自心底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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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是校长辈的冗长的讲话。有一个曾经留学西洋的教授说：“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会再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不待说完，鲁迅就溜出了会场，到邮政代办所查看“害马”的信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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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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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鲁迅面对社会问题是一个进攻的好手，那么，当高长虹向他步步进逼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安于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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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年的攻击，他是从来不去还手的，不像对待前辈和地位相同的一群。他觉得，他们都还脆弱，不如自己禁得起践踏。然而，要是以忍让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或诬蔑，闹个不完，大有避进棺材，也仍当戮尸的样子，那是不行的。他愤慨了。他必须奉行他的个人主义，因为他发现他们大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所以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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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他做了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分发《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期刊揭载。同时出击，火力相当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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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撇开高长虹个人，刀锋正对由他领衔的“狂飙社”。他声明说，在北京编辑的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都是以个人名义送来的，向来不知道“狂飙运动”是怎么一回事。这样，高长虹关于他破坏狂飙社的种种指控便不攻自破了。至于“思想界先驱者”的称号，他认为这是狂飙社特赐的“第三顶‘纸糊的假冠’”，便把它同陈源类似的嘲骂先后联系起来。“暗中所加，别有作用”，那意味就很明显了。但是，对于所有的“假冠”，他的态度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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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虽然简短，却比高长虹的长文要刻毒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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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始终觉得，高长虹的突然翻脸是有来由的，但是，投稿的纠葛显然不是惟一的原因。在给韦素园的信中，他作了各种猜测，说到某一种可能的原因时，他好像有点不便明言，只是说：“我推测得极奇怪，但未能决定，已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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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坛上的一种现象，他认为有进一步揭示的必要，因为启事毕竟做得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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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些天，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和《新的世故》，以新颖的形式，泼辣的语言，狠蜇了像高长虹一类青年的“天无二日，唯我独尊的酋长思想”。他指出，这类青年在内太要虚饰，在外太依附和利用了先驱。他们缺乏做人的真诚和勇气。对于前进的青年来说，其实是本无所谓“绊脚石”者的。如果敢于唾弃旧时代的好招牌，敢于正视和坦白自己，则即使真有绊脚石，也会成为踏脚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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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他插入一段相当长的自白。他说，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要动转，要睡觉，但有个性。他不能没有个性。他承认，他是“党同伐异”的，从来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之类的金字招牌。他一再申明自己的做人原则：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气力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对高长虹的“调查”结果，证实了他的推测不为无因。根据传说，他终于查看了《狂飙周刊》第17期发表的一首题为《给——》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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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说：“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太阳丢开他走了，从此再未相见。”韦素园的解释是：“太阳”是高长虹自况，“月儿”是许广平，鲁迅则是“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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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这样呢？推断未必是确切的，他想，也许是别人的神经过敏，也许是狂飙社的同伙故意附会宣传，但是，出于“单相思病”所引起的病态反应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他疑心你破坏了他的好梦，因此嫉恨你。你与她同车离京，是不是存心带她到厦门“消受”呢？上海，北京，不都有了一些类似的传闻了吗？更早一些时候，他在《狂飙》里说的：“我对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生活上。”什么叫“生活”？那意味不是很明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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