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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肖像，不断刊登出来，甚至有人开始研究他的胡须了。与初到厦门的气氛相反，一时间，真是热闹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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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久处在这工商业化的广州，心灵真是感觉得枯燥极了，烦恼极了：我们很希望鲁迅先生能多做些作品惠与我们，给我们以艺术精神上的安慰。同时，希望先生继续历年来所担负的‘思想革命’的工作，引导我们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的文章，喊出了广州知识青年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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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讲演，即使是批评，青年也一样报以积极的热烈的响应。张迂庐著文说，鲁迅是“敢于向牛鬼蛇神正视的”，“最有对待叭儿狗的本领”。毕磊写道：“广东文坛实在太寂静了”，“我们必须用全力来打破，用全力来呼喊，在这沉静的沙漠上猛喊几声。”刘一声第一次这样指出鲁迅的战斗特点：“有人说过他是用医生诊视病人的态度去写小说的。这话如果不错，那么，他当然是用泼皮打狗的态度去写论文的了。在前者，他用的是解剖刀，在后者，他用的是短棒。他对于封建社会和它的遗孽是如此的仇视，憎恨到使他丢了医生的解剖刀，变成泼皮，拿起短棒，去和他们相殴打。”又说：“他的攻击法是独战的，不是群众的，所以他不高喊冲锋陷阵的口号，只是冷笑，呐喊。”最后，他用了激烈的反诘语气鼓动说：“两广的青年呵！我们欢迎鲁迅，我们认识了鲁迅么？我们有决心和勇气去创造这个新时代的使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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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广州的民气的确很盛，没有谁指责鲁迅犯了“攻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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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香港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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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香港。汽轮缓缓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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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这一天，鲁迅应了香港《大光报》的邀请，到香港青年会演讲。许广平相陪前去作翻译，同行的还有前来联系的青年叶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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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细雨霏霏。此刻，既不像赴厦时的繁杂，也不像来粤时的紧迫，心情是许久所没有的宁静，浑然如水天一色。虽然天气并不晴朗，但也并非阴暗，而且雨丝柔柔的并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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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就在身边。本来，趁尚未开学的机会，出去玩玩也不错。无奈前些天游越秀山时伤了脚，至今未愈，到街上闲走是不行的了。然而，即便如此，也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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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船上有一个商人，不知怎的，竟知道鲁迅的名字。他很为鲁迅担心，以为这次赴港很可能会遭到谋害，说：“你老远跑到广东来教书，如果无端横死，作为广东人将会觉得抱歉的。”于是，他一路上替鲁迅谋划，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等等。到埠以后，却不见有任何动静，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遇到危险可以找他，或躲避到别的什么地方。说完，留下地址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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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到了香港还是安全的，并没有意外的干扰。船抵省港码头，发起人赵玉振随即驱车将鲁迅一行三人接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下榻，演讲会场也借用了青年会的礼堂。按照青年会的惯例，凡听讲的都要预先领取入场券，这一回，听说有一批来历不明的人索去不少，然而并不入场。这样，会场多少显得有点冷落，但是无碍于演讲的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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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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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文字和语言，说到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传播之难，以致不能说话，互相隔膜。“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他说：“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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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声音，自己的声音，现代的声音。可是直到现在，中国人又继续耍着旧戏法，鲁迅不禁发出心底的浩叹。“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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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单是文字改革或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因此，思想革新的提倡是必然的，那结果，便是社会革新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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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社会革新，他说：“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鉴于中国的民族性格，他发挥一贯的反中庸思想，坚决主张使用过激的手段，因为事实证明：在失去常态的社会里，也只有非常的手段才是正常的，切实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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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同，情形也就两样，香港已经不是孔子时代的香港了。他列举了世界上几种殖民地民族如埃及、安南、朝鲜、印度，名为“没有声音的民族”，特别地加以暗示：在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香港是一样没有声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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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会场上的青年，鲁迅以煽动性的语言，说出自己的希望。他说：“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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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或者抱着古文而死掉，或者舍掉古文而生存，二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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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原定两天，第二天是孙伏园，因为没有来，便由鲁迅代替他了，这一次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这里说出了一个怪现象：本来，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的。可是，中国的老调子就是唱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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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特别国情”，大约就是指此。其实，老调子已经将中国唱完好几次了，只是仍然可以唱下去。为什么？有人以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洲人为例，说他们所以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具有巨大的同化力的缘故。那么，所谓“同化”是怎样产生的呢？鲁迅指出，那是因为蒙古人和满洲人的文化比我们落后得多，倘使别国的文化同我们的相匹敌或更进步，情形便大不相同了。现在不像元朝清朝的时候，现在的外国人，已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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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旧文化。“我们的老调子，也就是一把软刀子。”鲁迅特别强调说：“中国人倘被别人用钢刀来割，是觉得痛的，还有法子想；倘是软刀子，那真是‘割头不觉死’，一定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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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有人以外国人的赞美，证实中国文化好得很，应该保存。这恰恰是软刀子。鲁迅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今的民众的生存毫无关系，所以也就毫无益处可言。“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鲁迅总结道：“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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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西文化，鲁迅并没有陷入沙龙中的才子们那种自以为高妙的玄思。他有他的价值取向。他的观点是质朴、坚实的，渗和着由痛苦的个人生活所培养起来的生命情感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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