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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定革命可以改换文学的色彩，但是否定把文学当成革命的宣传工具。在讲述中，他使用了“小革命”的概念，以为革命就是进化，是进步的政治。“革命”一词，在这里是作为历史性的时代转换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对于“革命文学”的创作，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在这里，他十分强调作家必须获得自由创作的条件和状态。在文学的外部所附加的各种规范不是重要的，更不要说是虚伪的装潢了。作家首先应当忠实于自己对于生活的主观感受，惟有真诚，才是检验文学价值的最基本的标准。文学创作必须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意识，而主体意识的质量，也即素质是决定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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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大革命划分三个阶段，谈它对于文学的影响：一、大革命之前多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但这类文学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只是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二、大革命时代既忙且穷，因此文学只好暂归沉寂。三、大革命成功后，将产生两种文学，即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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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看待广东的社会和文学的性质呢？他指出：“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所以他认为，“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对“革命的策源地”做这样的判断和批评，确乎是十分放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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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革命文学”宣传者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无论中国或世界都没有平民文学。他对中国的小说和诗评价不高，其实在他看来，在一个专制的等级社会里是谈不到平民文学的。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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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取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性质。“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他说，“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他坚持文艺必须为人生，但同时坚持与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正因为他把文学同文化联系起来，所以认为在真正革命的环境里，是应该容许唱起挽歌吊旧社会的灭亡的。当然，这样的文学必然“都是悲哀的调子”，但有人便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鲁迅对此表示说，“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充分表现了他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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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以“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结束演讲，心里竟觉得不安起来，好像把最重要的意见给遗漏了似的。大炮，它可以为革命所利用，难道就不可以为反革命所利用么？何况空气是如此紧张，单一的鼓吹武力是否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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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怪圈。二十年前的问题，再度返回到眼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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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共合作关系出现了破裂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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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以后，蒋介石加紧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一方面争取同北方奉系军阀，以及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达成“和解”，一方面武装摧毁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占有优势的各省党部、工会和农会，培植右派势力。他接连发表声明演说，向武汉政府提出“集中党权”的要求，宣称个人拥有“制裁的能力”，叫嚷“谁反对我的革命，就是反革命”，初步呈现了作为一个政治流氓和大独裁者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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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指导中国革命任务的共产国际，一直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把国民党当作中国惟一强大的革命组织，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不断给予援助，极力帮助它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因此，陈独秀等尽管对某些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共产国际的监督和约束下，也不能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主张而执行其指示，从而导致灾难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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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举起义成功，北伐军占领全上海；24日，继而攻克南京。这时，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中国革命的症结问题完全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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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于3月26日由南京到上海，立即采取一系列行动，反对上海总工会，禁止总工会集会，宣布戒严，改组上海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并且支持西山会议派发起的“护党救国运动”。这样，“消灭共产派”的斗争愈来愈有了具体的形式。4月7日，蒋介石委任白崇禧为上海驻军司令，任务之一是解除“一切非法武装分子的武装”。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八名委员致电汪精卫，警告武汉方面不得藐视南昌党部的权威，强调国民党是领导国家建设和国家革命力量的惟一革命党。其实是打着“革命”的旗帜，把象征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统一起来，为一个反动政党的未来的专制统治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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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遥相呼应，4月6日，军阀张作霖派出警察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28日，李大钊被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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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从香港《循环日报》上看到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的。他不禁深深怀念起《新青年》时代的这位谦和的旧同事，李大钊的圆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时时在眼前浮动，一连几天不曾消失。现在该怎么样了呢？他问，但是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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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怀念，使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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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广州不久，曾听许广平谈过廖仲恺遇害的经过，当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宋教仁被杀后，袁世凯复辟称帝，现在廖仲恺被害，下一步将会是什么局面呢？住了两个月，鲁迅骇然发觉广州并非是什么“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政治阴谋在庄严的大幕下进行，即使身在广州，也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的，只是不如在厦门时的过于隔膜罢了。每天读报纸，看墙报，还有各种报纸和宣言，他沉重地感到：革命的果实有可能被最后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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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定再说些坏话。现在，他已不复如初来时的谨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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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当广州热烈庆祝北伐军攻占上海和南京的时候，他写下《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希望给革命的人们增加一点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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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他引用了俄国革命领袖列宁的一段名言，批评中国的革命者对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说：“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他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常见病，这种揭发，与前些时候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的赞扬正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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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重申了两年前关于打“落水狗”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历来的胜利者都是苛酷的。近来，报纸大谈“南北和解”，《现代评论》改变腔调，他都觉得是十分可虑的现象。革命同反革命随时都有妥协的可能，因此他提醒说，在中国，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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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庆祝活动泼冷水，说：“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他发现了一种近于“悖论”的现象：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然而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精神反而会转为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就是复旧。他以佛教为例，批判当前投机革命的人物，强调革命者必须对革命抱有真诚的信仰。他说他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是真正的佛教，而居士的出现和大乘的弘扬，戒律荡然，正是佛教的败坏。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他的观察和推断是十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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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最先成为革命的后方的，也就必然最先出现信仰危机。这就是庆祝的“那一边”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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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这样几句“出轨的话”，不至于使大家扫兴。革命本身是容许批评和欢迎批评的。所以他说，拒绝批评只能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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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鲁迅思想的侧重点，仍然在于对付北方军阀及其背后的主子与胯下的文人。与创造社联名发表宣言是对外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和后来的讲演都是对内的，是对于国民党和革命军队的忠告，因此，这类文章都不曾寄给北京的刊物，他根本不想在敌人的治下去发表。作为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他希望革命能够在不断的坚苦的进击中，使自己的队伍趋于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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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不属于时事评论，而是思想评论。它虽然指出了革命的潜在的危险，立意究竟高远，有一种战略的眼光。然而，他没有想到，文章来不及发表，一场巨大的灾变就在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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