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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03 他认定革命可以改换文学的色彩,但是否定把文学当成革命的宣传工具。在讲述中,他使用了“小革命”的概念,以为革命就是进化,是进步的政治。“革命”一词,在这里是作为历史性的时代转换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对于“革命文学”的创作,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在这里,他十分强调作家必须获得自由创作的条件和状态。在文学的外部所附加的各种规范不是重要的,更不要说是虚伪的装潢了。作家首先应当忠实于自己对于生活的主观感受,惟有真诚,才是检验文学价值的最基本的标准。文学创作必须充分发挥作家的主体意识,而主体意识的质量,也即素质是决定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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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05 他把大革命划分三个阶段,谈它对于文学的影响:一、大革命之前多是“叫苦鸣不平的文学”,但这类文学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只是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二、大革命时代既忙且穷,因此文学只好暂归沉寂。三、大革命成功后,将产生两种文学,即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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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07 那么,如何看待广东的社会和文学的性质呢?他指出:“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所以他认为,“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对“革命的策源地”做这样的判断和批评,确乎是十分放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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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09 与“革命文学”宣传者的观点不同,他认为,无论中国或世界都没有平民文学。他对中国的小说和诗评价不高,其实在他看来,在一个专制的等级社会里是谈不到平民文学的。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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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11 最后,他取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的性质。“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他说,“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他坚持文艺必须为人生,但同时坚持与政治保持适度的距离。正因为他把文学同文化联系起来,所以认为在真正革命的环境里,是应该容许唱起挽歌吊旧社会的灭亡的。当然,这样的文学必然“都是悲哀的调子”,但有人便以为这是“反革命的文学”,鲁迅对此表示说,“倒也无须加以这么大的罪名”,充分表现了他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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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13 当他以“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结束演讲,心里竟觉得不安起来,好像把最重要的意见给遗漏了似的。大炮,它可以为革命所利用,难道就不可以为反革命所利用么?何况空气是如此紧张,单一的鼓吹武力是否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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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15 一个怪圈。二十年前的问题,再度返回到眼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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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17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共合作关系出现了破裂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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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19 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发生以后,蒋介石加紧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一方面争取同北方奉系军阀,以及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达成“和解”,一方面武装摧毁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占有优势的各省党部、工会和农会,培植右派势力。他接连发表声明演说,向武汉政府提出“集中党权”的要求,宣称个人拥有“制裁的能力”,叫嚷“谁反对我的革命,就是反革命”,初步呈现了作为一个政治流氓和大独裁者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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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21 负有指导中国革命任务的共产国际,一直相信蒋介石和汪精卫,把国民党当作中国惟一强大的革命组织,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不断给予援助,极力帮助它在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因此,陈独秀等尽管对某些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共产国际的监督和约束下,也不能不放弃自己的独立主张而执行其指示,从而导致灾难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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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23 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举起义成功,北伐军占领全上海;24日,继而攻克南京。这时,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中国革命的症结问题完全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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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25 蒋介石于3月26日由南京到上海,立即采取一系列行动,反对上海总工会,禁止总工会集会,宣布戒严,改组上海的政治和军事机构,并且支持西山会议派发起的“护党救国运动”。这样,“消灭共产派”的斗争愈来愈有了具体的形式。4月7日,蒋介石委任白崇禧为上海驻军司令,任务之一是解除“一切非法武装分子的武装”。9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八名委员致电汪精卫,警告武汉方面不得藐视南昌党部的权威,强调国民党是领导国家建设和国家革命力量的惟一革命党。其实是打着“革命”的旗帜,把象征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统一起来,为一个反动政党的未来的专制统治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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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27 与此遥相呼应,4月6日,军阀张作霖派出警察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28日,李大钊被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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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29 鲁迅是从香港《循环日报》上看到李大钊被捕的消息的。他不禁深深怀念起《新青年》时代的这位谦和的旧同事,李大钊的圆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时时在眼前浮动,一连几天不曾消失。现在该怎么样了呢?他问,但是无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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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31 记忆与怀念,使他忧心如焚,寝食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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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33 来到广州不久,曾听许广平谈过廖仲恺遇害的经过,当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宋教仁被杀后,袁世凯复辟称帝,现在廖仲恺被害,下一步将会是什么局面呢?住了两个月,鲁迅骇然发觉广州并非是什么“革命的策源地”,而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政治阴谋在庄严的大幕下进行,即使身在广州,也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的,只是不如在厦门时的过于隔膜罢了。每天读报纸,看墙报,还有各种报纸和宣言,他沉重地感到:革命的果实有可能被最后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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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35 他决定再说些坏话。现在,他已不复如初来时的谨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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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37 4月10日,当广州热烈庆祝北伐军攻占上海和南京的时候,他写下《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希望给革命的人们增加一点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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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39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他引用了俄国革命领袖列宁的一段名言,批评中国的革命者对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说:“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他知道这是中国人的常见病,这种揭发,与前些时候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的赞扬正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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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41 文章重申了两年前关于打“落水狗”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历来的胜利者都是苛酷的。近来,报纸大谈“南北和解”,《现代评论》改变腔调,他都觉得是十分可虑的现象。革命同反革命随时都有妥协的可能,因此他提醒说,在中国,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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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43 他给庆祝活动泼冷水,说:“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他发现了一种近于“悖论”的现象: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然而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精神反而会转为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就是复旧。他以佛教为例,批判当前投机革命的人物,强调革命者必须对革命抱有真诚的信仰。他说他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是真正的佛教,而居士的出现和大乘的弘扬,戒律荡然,正是佛教的败坏。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他的观察和推断是十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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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45 总之,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最先成为革命的后方的,也就必然最先出现信仰危机。这就是庆祝的“那一边”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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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47 他希望这样几句“出轨的话”,不至于使大家扫兴。革命本身是容许批评和欢迎批评的。所以他说,拒绝批评只能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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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49 由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鲁迅思想的侧重点,仍然在于对付北方军阀及其背后的主子与胯下的文人。与创造社联名发表宣言是对外的,《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和后来的讲演都是对内的,是对于国民党和革命军队的忠告,因此,这类文章都不曾寄给北京的刊物,他根本不想在敌人的治下去发表。作为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他希望革命能够在不断的坚苦的进击中,使自己的队伍趋于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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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2951 严格来说,《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不属于时事评论,而是思想评论。它虽然指出了革命的潜在的危险,立意究竟高远,有一种战略的眼光。然而,他没有想到,文章来不及发表,一场巨大的灾变就在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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