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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写信向章廷谦谈起此事，说：“近日有钟敬文要在此开北新书屋，小峰令来和我商量合作，我已以我情愿将‘北新书屋’关门，而不与闻答之。钟之背后有鼻。他们鬼祟如此。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我情愿‘不好’，而且关门，虽然愈‘不好’，亦‘听其自然’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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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主要的。什么人做什么事业，这是他素来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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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书店果然关门了。但他毫不可惜，且以俏皮的语调写信给朋友说：“这几天我是专办了收束伏翁所办的书店一案，昨天弄完了，除自己出汗生痱子外，还请帮忙人吃了一回饭，计花去小洋六元，别人做生意而我折本，岂不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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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就在这时候，北新书局出版了钟敬文编的小册子《鲁迅在广东》。这是继台静农去年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以后，又一本鲁迅研究资料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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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料，鲁迅见到《语丝》上的广告，非常气恼，立即去信表示反对。他告诉李小峰，希望把编入书内的他的演说和文章全部删去，并强调说：“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其实，这并不足以成为抽掉自家文字的理由，直到1934年，他重提旧账，在给《集外集》编者杨霁云的信中说：“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显然是某种情绪在起作用，因为演说稿本身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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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是很简单：为什么要由反对自己的人来宣传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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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现代评论派的矛盾是深刻的，无法调和的。他从人格上鄙视他们，在他看来，他们是叭儿，“钻者”，投机家，像土耳其鸡的鸡冠一样变换色彩，昨天犹为北方军阀政府忠实效劳，此时竟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投奔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在《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里，有预见道：“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其实，鲁迅早就注意到他们的这种动向，只是没有法：革命嘛，总是浩浩荡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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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在“革命”的旗帜下，他们倒心安理得地做起“权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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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评论》接连发表文章，再次替屠夫和屠夫的事业洗刷和粉饰。他们把“全社会陷入恐怖状态”归于挣扎在血泊之中的共产党，称蒋介石为“国步艰难时代不可欠缺的力量”、“在革命史里立了一道丰碑，留下一个榜样”。最可恶的是居然宣传起国民党的党治主义，声言“在中国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必须强健，才能有成功的希望”。这种“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理论同中国传统封建王权的结合物。关于托言“众治”，鲁迅许久以前就对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这种政治现象产生过警戒心理，想不到今天的这类托言者恰恰是自己的对头——阴险的现代派！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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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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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揩了，血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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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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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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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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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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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去年10月写在《华盖集续编》末尾的几句话，连同今年所见的新的屠杀和血迹，一同在心里混杂和扩散开来。时光简直可以视同儿戏，一年有零，又经历了一次大循环！每当想起凌迟、灭族、瓜蔓抄——20世纪发扬光大了的古文明，想起报载处死的李大钊，想起从来不见登报而又确实不在人间的相熟的青年毕磊，想起许许多多为自己所不认识的青年的惨死，不禁深感压抑，为自己新的世故而不安：难道真的只有“而已”而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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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完几部旧稿之后，他一气写了一个新的杂感系列：《辞“大义”》、《答有恒先生》、《反“漫谈”》、《忧“天乳”》、《革“首领”》、《谈“激烈”》、《可恶罪》、《新时代的放债法》、《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意表之外》、《怎么写》、《小杂感》等等。有时，同一天写作几篇，简直是发疯一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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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杂文不比《华盖集》及续篇中那些直接论战的文字，却保留了其中的曲折与锋芒。有些篇什写得很精粹，仿佛要回归到《热风》时代，但分明没有从前的冷隽，而显得异常的热烈，充满着一个战斗者的激情和庄严的道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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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倾大量笔墨，暴露和掊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指出：“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这就是时代的可怖的面影。他在《可恶罪》中说：“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这种情况，被他概括为：“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时局的黑暗，完全是无理可喻的，所以他说：“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罪恶之源，在最高统治者，这已经是无需暗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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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杂感》以语录体形式，总结了历史上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反动派的本质：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变成冷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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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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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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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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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被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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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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