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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你就是鲁迅先生吗?”内山简直叫了起来,“久仰久仰!我早已听说你从广东到这边来的了,只是不认识,失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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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对异国朋友,从此奠定了长达十年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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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闲谈中,内山曾经这样向鲁迅表白过。的确,从收转信件和稿费,介绍出版及代售书籍,直到安排避难之类,鲁迅都得到内山的大力帮助。内山把认识鲁迅看做“一生的幸福”,称为“刎颈之交”;而鲁迅,一生中最后的文字也都是写给内山的,充分表明了他对朋友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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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鲁迅经常去内山书店买书或小坐。仅10月份,去过十次,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同许广平一起去。随着业务的扩大,两年后,书店迁至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新址,他去的次数便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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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很长一段时间,鲁迅不谈政治,也不谈文学,后来就变得无所不谈。1931年,他作诗题赠“邬其山”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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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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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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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鲁迅的旧诗,除了少数“少作”,均作于上海十年。这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从事社会批评的作家来说,不可能没有一种适于主观表现的形式。当鲁迅中止了小说和散文诗写作之后,作为代替物,旧体诗便成了书店以外借以倾吐积悃的重要的语言媒介。由于这些诗都是应邀之作,讽刺诗不多,像这样的“中华全景图”可以说绝无仅有。诗中对中国人的自负、麻木、苟且的根性,尤其是权力集团的横暴而善变的本质特点,虽属信笔,却刻画入微。可见在平日,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他们经常接触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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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鲁迅把这幅立轴送给内山时,内山发现,署名的下面没有盖章。鲁迅经他指出,随即探手于身边的印泥,按了一个指印。人到忘情,即所谓至交。至交又何必区区于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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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内山,至今连私事,也可以不加隐瞒了。有一天,鲁迅到书店去,直白地告诉他说:“老板,我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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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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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姓许的。”鲁迅说,“我本不打算结婚,因为人们太为我们操心了,说了不少话,想到这样下去对大家都不好,所以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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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太太不是在北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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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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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所有的朋友中间,鲁迅从来未曾这样宣布过。而所谓朋友也者,也无非是往来较多一点的熟人而已。对鲁迅来说,真正的朋友,应当是在共同承受的痛苦中间彼此感通的人。这个条件未免太苛刻了。即如内山,便有不少隔膜之处。可是他笃实,真诚,在上海这块惯于以商人眼光看人的地方,毕竟是难得的。尤其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怀有一种乡土般的热爱,更是令人感佩。在中国,即使“爱国者”成打成打地产生,然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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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云里,鲁迅住二楼的前屋,许广平住三楼,两人的住房是隔离开来的。这种似乎形式主义的做法,使熟识的人们颇感困惑。作为人道主义者,他既然要在名分上为朱安保留应有的地位,那么,就不可能为自己的爱情赢得一个正统的、合法的形式。这是尴尬的。但是,他重视的是内容。他相信事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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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这种不彻底的处理,给鲁迅的论敌,以及社会上的遗老遗少制造了攻击的方便。他曾收到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信,说有人宣传他“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直到他逝世前一年,此间报纸仍在造谣,并称许广平为“鲁迅之小爱人”而加以笑骂诬蔑。鲁迅的办法是“自画招供,自卸甲胄”。自然卸起来并不如说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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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许广平,许多打击都是缘她而来的。有流言说,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鲁迅的“佳偶”,鲁迅所以离弃朱安,全在她从中作梗。因为她和鲁迅同居,她的亲属便中断了同她的联系。一些好意的同学亲友,则陆续来信询问实际情形,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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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老友的信中,许广平作了如下深情的表白:其实老友面前,本无讳言,而所以含糊至今者,一则恐老友不谅,加以痛责,再则为立足社会,为别人打算,不得不暂为忍默,今日剖腹倾告,知我罪我,惟老友自择。……周先生对家庭早已有十多年徒具形式,我亦飘零余生,向视生命如草芥,所以对兹事亦非要俗世名义,两心相印,两相怜爱,即是薄命之我厚遭挫折之后的私幸生活……我之此事,并未正式宣布,家庭此时亦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谅责由人,我行我素……在幸福的体验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压抑感。鲁迅不会不知道。他看过这封信,说是“说得我太好了一点”,内心自然是十分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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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并不可能感觉满足,至少不可能长期做到这一点。在幸福的底端,他已经感到了某种苦痛的碰触。他的怀疑与忧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并且他过于怜惜生命个体,始终不肯放弃精神上的企慕与追求。其实,爱情并不意味着个性的消解,相反它应当通过新的形式得以强化。如果两性的结合,可以让人在世俗的欢乐中获得满足,个人的欲求因此而进入酣眠的状态,所谓爱情,也就完全被毁绝了。对于生命实体,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包括爱情所具有的苦难的质性,他都一样有着至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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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问题是:许广平的朋友邀她去办关于妇女的刊物了,那么,去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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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女性,理应出去做事的。她不应该像子君那样整天地忙家务,只懂得照顾阿随和小油鸡之类,她应当有她的广大的世界。可是,果真如此,自己的生活岂不是又要回到从前一个人干的孤境中去?如果不这样,还能怎样呢?让她呆在家里不出来,你不觉得太自私了一点吗?半年之后,在回答李秉中“结婚然否问题”时,他在信中写道:“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后来又说:“结婚之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所说虽然带有普泛的意味,但多少总融进了一些切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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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外出做事,应当说,也不无从生活方面着想的。从广州带过来的薪水就不多,今后将赖什么维持生计?教书,还是写作?要是教书就难以从事译著;可是教书不自由,而且至今已毫无这方面的趣味了。那么,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里,写作就可以顺当地进行吗?在这里,杂志确乎不少,书铺的经济状况却并不见佳。许寿裳有信来,说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意欲聘为“特约著述员”,但不知是否出于敷衍?要做学问,与人斗争的事自然减少许多,然而恰恰为此,他就觉得于自己并不相宜。目下是什么时候?著述!他们需要著述些什么!每想及南京政府,他就感到气闷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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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粤时,曾向朋友表示说“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而且确也有过游一次杭州的打算,但此刻已没有这样的时间和心思了。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一一对付怕也要很吃力。你到底是准备在这里长住呢,还是客居一个时候?如果不想久呆,又当投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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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隔邻是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或唱戏,或吵架,嘈闹得可以。最苦是隔壁住户,日夜搓洗麻将,高声谈笑,兴发时把牌重重掷落桌面,有如惊堂木的击拍,真是不胜烦扰,无可如何。虽然有许广平温情的慰解,他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焦虑,人生最根本的焦虑,尤其在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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