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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你就是鲁迅先生吗?”内山简直叫了起来，“久仰久仰!我早已听说你从广东到这边来的了，只是不认识，失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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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对异国朋友，从此奠定了长达十年的深厚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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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闲谈中，内山曾经这样向鲁迅表白过。的确，从收转信件和稿费，介绍出版及代售书籍，直到安排避难之类，鲁迅都得到内山的大力帮助。内山把认识鲁迅看做“一生的幸福”，称为“刎颈之交”；而鲁迅，一生中最后的文字也都是写给内山的，充分表明了他对朋友的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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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鲁迅经常去内山书店买书或小坐。仅10月份，去过十次，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同许广平一起去。随着业务的扩大，两年后，书店迁至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新址，他去的次数便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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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很长一段时间，鲁迅不谈政治，也不谈文学，后来就变得无所不谈。1931年，他作诗题赠“邬其山”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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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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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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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鲁迅的旧诗，除了少数“少作”，均作于上海十年。这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从事社会批评的作家来说，不可能没有一种适于主观表现的形式。当鲁迅中止了小说和散文诗写作之后，作为代替物，旧体诗便成了书店以外借以倾吐积悃的重要的语言媒介。由于这些诗都是应邀之作，讽刺诗不多，像这样的“中华全景图”可以说绝无仅有。诗中对中国人的自负、麻木、苟且的根性，尤其是权力集团的横暴而善变的本质特点，虽属信笔，却刻画入微。可见在平日，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他们经常接触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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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鲁迅把这幅立轴送给内山时，内山发现，署名的下面没有盖章。鲁迅经他指出，随即探手于身边的印泥，按了一个指印。人到忘情，即所谓至交。至交又何必区区于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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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内山，至今连私事，也可以不加隐瞒了。有一天，鲁迅到书店去，直白地告诉他说：“老板，我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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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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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姓许的。”鲁迅说，“我本不打算结婚，因为人们太为我们操心了，说了不少话，想到这样下去对大家都不好，所以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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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太太不是在北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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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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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所有的朋友中间，鲁迅从来未曾这样宣布过。而所谓朋友也者，也无非是往来较多一点的熟人而已。对鲁迅来说，真正的朋友，应当是在共同承受的痛苦中间彼此感通的人。这个条件未免太苛刻了。即如内山，便有不少隔膜之处。可是他笃实，真诚，在上海这块惯于以商人眼光看人的地方，毕竟是难得的。尤其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怀有一种乡土般的热爱，更是令人感佩。在中国，即使“爱国者”成打成打地产生，然而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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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云里，鲁迅住二楼的前屋，许广平住三楼，两人的住房是隔离开来的。这种似乎形式主义的做法，使熟识的人们颇感困惑。作为人道主义者，他既然要在名分上为朱安保留应有的地位，那么，就不可能为自己的爱情赢得一个正统的、合法的形式。这是尴尬的。但是，他重视的是内容。他相信事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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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这种不彻底的处理，给鲁迅的论敌，以及社会上的遗老遗少制造了攻击的方便。他曾收到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信，说有人宣传他“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直到他逝世前一年，此间报纸仍在造谣，并称许广平为“鲁迅之小爱人”而加以笑骂诬蔑。鲁迅的办法是“自画招供，自卸甲胄”。自然卸起来并不如说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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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许广平，许多打击都是缘她而来的。有流言说，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鲁迅的“佳偶”，鲁迅所以离弃朱安，全在她从中作梗。因为她和鲁迅同居，她的亲属便中断了同她的联系。一些好意的同学亲友，则陆续来信询问实际情形，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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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老友的信中，许广平作了如下深情的表白：其实老友面前，本无讳言，而所以含糊至今者，一则恐老友不谅，加以痛责，再则为立足社会，为别人打算，不得不暂为忍默，今日剖腹倾告，知我罪我，惟老友自择。……周先生对家庭早已有十多年徒具形式，我亦飘零余生，向视生命如草芥，所以对兹事亦非要俗世名义，两心相印，两相怜爱，即是薄命之我厚遭挫折之后的私幸生活……我之此事，并未正式宣布，家庭此时亦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谅责由人，我行我素……在幸福的体验中间，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压抑感。鲁迅不会不知道。他看过这封信，说是“说得我太好了一点”，内心自然是十分感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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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并不可能感觉满足，至少不可能长期做到这一点。在幸福的底端，他已经感到了某种苦痛的碰触。他的怀疑与忧虑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并且他过于怜惜生命个体，始终不肯放弃精神上的企慕与追求。其实，爱情并不意味着个性的消解，相反它应当通过新的形式得以强化。如果两性的结合，可以让人在世俗的欢乐中获得满足，个人的欲求因此而进入酣眠的状态，所谓爱情，也就完全被毁绝了。对于生命实体，无论是哪一个层面，包括爱情所具有的苦难的质性，他都一样有着至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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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问题是：许广平的朋友邀她去办关于妇女的刊物了，那么，去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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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女性，理应出去做事的。她不应该像子君那样整天地忙家务，只懂得照顾阿随和小油鸡之类，她应当有她的广大的世界。可是，果真如此，自己的生活岂不是又要回到从前一个人干的孤境中去?如果不这样，还能怎样呢?让她呆在家里不出来，你不觉得太自私了一点吗?半年之后，在回答李秉中“结婚然否问题”时，他在信中写道：“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后来又说：“结婚之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所说虽然带有普泛的意味，但多少总融进了一些切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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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外出做事，应当说，也不无从生活方面着想的。从广州带过来的薪水就不多，今后将赖什么维持生计?教书，还是写作?要是教书就难以从事译著；可是教书不自由，而且至今已毫无这方面的趣味了。那么，处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里，写作就可以顺当地进行吗?在这里，杂志确乎不少，书铺的经济状况却并不见佳。许寿裳有信来，说是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意欲聘为“特约著述员”，但不知是否出于敷衍?要做学问，与人斗争的事自然减少许多，然而恰恰为此，他就觉得于自己并不相宜。目下是什么时候?著述!他们需要著述些什么!每想及南京政府，他就感到气闷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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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粤时，曾向朋友表示说“但可玩玩时，姑且玩玩”，而且确也有过游一次杭州的打算，但此刻已没有这样的时间和心思了。看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一一对付怕也要很吃力。你到底是准备在这里长住呢，还是客居一个时候?如果不想久呆，又当投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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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隔邻是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或唱戏，或吵架，嘈闹得可以。最苦是隔壁住户，日夜搓洗麻将，高声谈笑，兴发时把牌重重掷落桌面，有如惊堂木的击拍，真是不胜烦扰，无可如何。虽然有许广平温情的慰解，他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焦虑，人生最根本的焦虑，尤其在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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