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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隔邻是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或唱戏，或吵架，嘈闹得可以。最苦是隔壁住户，日夜搓洗麻将，高声谈笑，兴发时把牌重重掷落桌面，有如惊堂木的击拍，真是不胜烦扰，无可如何。虽然有许广平温情的慰解，他仍然无法摆脱内心的焦虑，人生最根本的焦虑，尤其在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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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演讲系列：真假知识阶级·指挥刀和文学家·新女性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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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的两个月，不断的应酬、陪客、演说，忙得不亦乐乎。而这忙，鲁迅在信中说得很幽默：“是于自己很没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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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演说却使大学校园里的青年知识分子受益匪浅。这种近于巡回式的演讲，以平均每周一次的密集的方式，成了鲁迅近期思想的辐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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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大屠杀，逼使他在新的历史环境里重新做出抉择。革命被最后断送，说明“火与剑”实际上已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所以，在鲁迅看来，革命仍然是一个幻影，在中国的土地上是未曾发生过的。在这里，他把单纯的革命战争给否定掉了。这一否定带有某种思想回归的性质。因为在北伐期间，他确曾受了宣传的蛊惑，而表示愿意聆听“大炮的声音”。当然，所谓回归，并非退回到原来的唯思想革命的思路上去。现在，他开始认识到，思想革命同政治革命必须结合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应当成为政治的附庸，相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积极参与性。而思想的物质力量，只能来源于社会的底层：新兴的无产者及其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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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道主义者，一贯具有反叛意识的人，向一党专政的反人道的新型封建政体发起挑战，是思想发展的必然性倾斜，一种无法改变的方向。自从清党运动暴露了一个号称代表“国民”利益的政党的本质以后，鲁迅看到，新一代的权力者同往昔的封建寡头毫无二致，虽然用了近代最时髦的主义装扮自己，却同样是敌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力量。在书信里，他确曾声明说“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但是命运注定他不可能成为大时代的脱逸者。他的系列演说，就是以政治为中心，通过政治与思想，政治与文艺，政治家与知识阶级，其中包括文艺家的严峻对立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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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在劳动大学的讲题：《关于知识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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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他们的出路何在?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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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看来，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是有知识，能思想，是思想革命的主体。但是，作为社会的主要角色，却遭到了“能否存在”这一境遇的致命的威胁。他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不能并立的。权力者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以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也就不能统一了。故统一思想，对强有力者说是头等重要的。知识者自身同生存空间的冲突，由是变得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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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级生来就没有权力，一种先天性缺陷就是他们对权力者的依附性。可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俄国式或西欧式不同的是，他们的地位毕竟高出于平民，缺乏平民意识，是一种“特别的阶级”。他们所具有的现代知识本身带有反专制、反保守、反愚昧的性质，而他们恰好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嫡系传人，有着难以摆脱的惰性。这样，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性冲突内在化和人格化了，它表现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冲突，痛苦是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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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鲁迅使用了“真知识分子”和“假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里，知识阶级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思想似乎天天进步，其实这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会如此之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就是没有假知识阶级的寿命长。最可怕的情形，就是比较新的思想运动起来时，如与社会无关，作为空谈是不要紧的，这也是专制时代所以能容知识阶级存在的缘故。只有当思想运动变成实际的社会运动时，那就危险了，往往反为旧势力所扑灭。还有，衰弱的知识阶级害怕“西洋文明”，有如老年人吃东西，总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其实这是没有力量的表示。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衰弱的知识阶级必定要走向灭亡，但是，当此中国人胆子格外变小，对于较特别的思想，较新的思想尤其丧心发抖的时候，真正的知识阶级也都难以存在的。这里，有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是做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家住在象牙塔中，固然比较地安全，但可惜还是安全不到底。秦始皇、汉武帝想成仙，不是终于没有成功而死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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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知识分子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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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真知识分子”来说，惟有抱定牺牲的决心，忍受身心的苦痛，勇敢地发表代表民众的思想，并且努力把思想运动转变为社会运动，同平民一起，向这个着着逼人堕落的“老社会”做彻底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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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大肆活动，为了拉拢青年学生，无限夸大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鲁迅对于中国知识阶级的两难处境的分析，以及出路问题的看法，具有独创的思想价值，是投给混乱、狂热的大学生群的一帖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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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时代里，作为知识阶级的一分子，鲁迅对思想及思想者的命运是十分敏感的。的确，在一个连思考也可以获罪的国度里，国民还有什么基本权利可言呢？演说中，鲁迅几次谈到“自由思想”。在他看来，是否允许思想自由，是革命成败的重要标识之一；对思想宽容的程度，同样可以成为衡量一个政权的性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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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标准。在暨南大学文学系同级会主办的演讲里，他说道，中国算是又革了一次命，但看上海的情况还是老样子，一动没动；不过各种税捐增加了，物价上涨了，尤其是吃的东西。他自称是没有什么宏图的人，因此不能不注意到“江东的米价”，如果小百姓被弄得连吃口稀粥都要比从前更困难，那么革命就很难说是成功的。他不是那类玄学鬼，不会因为对精神问题的关注，而忽略了国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的最起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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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几年来的所谓“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不承认，在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一场本来意义上的革命。这一大胆而独特的论断，固然带有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强烈的感情色彩，同时也反映了那渗透在历史观深处的批判的理性精神。他称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生活环境为“大铁幕”，可谓黑暗之极，但是，他已不复如辛亥革命过后那般绝望了。对于未来的革命运动，明显地，他是抱有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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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革命文学”的否定，正是缘同否定“革命”的态度而来。目前，“革命文学”的说法，显然为官方所利用，广州报纸就称吴稚晖为“革命文学的师法”。在演说中，鲁迅以鄙夷的口气说，因为此刻是“革命”的政府，故做起文学来必须有“革命”二字，当然不会是好文字。这类充满官方色彩的“革命文学”，他是不屑一顾的。他说：“从前我以为指挥刀是指挥兵的，现在我觉得指挥刀也是指挥文学家的；指挥刀在前，文学家在后，什么文学革命，不过受指挥刀的驱使——如是而已。”在《革命文学》一文中，他发挥同样的思想，指出：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使被骂者不敢开口，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所以，惟有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反过来看，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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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是如何看待文学创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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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次演讲中，关于文学与社会，关于文学家的主体意识，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以及文学的性质和功能问题，他都做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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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重要的问题是必须面向现实社会。用种种逃避的方法远离现实，只能把文学引向末路。在光华大学题作《文学与社会》的演讲中，鲁迅列举了三种文学现象：其一是造象牙之塔，为艺术而艺术；其二是快乐主义，把社会的苦痛趣味化，只要胜利的歌颂，又总是嘲笑失败者；还有较为隐蔽的一种是，止于作不平鸣，在诅咒社会以后，却每每能获得发泄的满足。他反对把文学视作躲避所，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高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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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应仅仅反映客观的事实，还须同时表现主观的真实，这两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鲁迅从来没有过那类被动的“反映论”的说教，倒是十分重视作家的主体性，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不能拘于题目，只有按照作家自己心中要说的说出来，那东西才是不死的。他强调文学的真诚。他指出，中国从事文艺的人大都是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而勉强写无产阶级的文学，其结果总是矫揉造作、弄虚作假，还不如做近于资产阶级的文学较为有诚意。他回忆说，在广州曾经看见党部出了一个题目，叫做《青年的烦闷》，文章居然说：恋爱算什么?我们要革命!“这完全是假话，”他总结道，“我觉得还不如老老实实说，我愿恋爱，我宁愿放弃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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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作家的素质是带有决定意义的。他说：中国文学已入末路之中，新的东西一定要建设的。应该有一种文学新人，他们的思想，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旧式的人完全不同，所发表出来的世界一切事情，都通过他们各自的眼睛，分明地显现各自的个性。有了新的人，方有新的思想，新的形式。新形式的探索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内容的改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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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讲中，有一个观点很值得注意，就是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对于外国文学，鲁迅主张不分国界广泛地加以吸收，不能专向外国一条路走。中国与苏联的国情不一样，人们的思想也就随之不同，所以，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学”，我们是不能模仿的。他批评说，现在中国文坛上往往自我标榜为什么主义，其实是受了西洋文学史的毒。主义不是先导的，不是先有主义而后按主义的模式实行。而事实上，却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宁愿接受主义的束缚。历史证明，这种保存主义而牺牲现实的作法是贻害无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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