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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他收受了大学院的聘书，还有月薪三百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薪金。从此，从物质到精神，便都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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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第一。的确，他不愿意在政府或政府所属的机关供职。既然蔡元培答允领了款子仍可自由著作，那么也不妨试试。问题是，骂政府的著作，也可以吗？在这个世界上，内容与形式往往不相统一，拿政府自身来说，招牌挂的“革命”，其实是反革命；表面代表“国民”，实质是强奸民意，就是显例。如此看来，拿政府的钱骂政府，有何不可？况且钱也是搜括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两者岂不正好一致了吗？哈哈，自我解嘲！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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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在是可以静下来写点什么了。早应该写点什么了。许广平也不必到外面做事去，可以留在家里搞翻译。这时，鲁迅萌动了一个念头：教许广平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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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运动以来，他一面创作，一面翻译。在他看来，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丝毫不让于创作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荒漠。他想，如果许广平也能搞翻译，自己或可更专注于社会问题和国民根性的发掘，那成绩当会比现在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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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许广平并没有能够很好地领会鲁迅的意思，对于鲁迅，仍然习惯地以一个学生的身份表示她的遵从。她日常的工作并不轻松、烧饭浆洗、买烟送信、购置书籍、誊抄校对、迎送客人等等，几乎所有时间都消磨在这些杂乱的活计上面。来沪的前两年，家里没有佣人；虽然孩子出生以后雇了女工，但作为母亲，又得添加不少新的麻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也是家庭的一个忠实的女仆。时间，心力，都不容许她把鲁迅拟定的翻译计划进行下去。女性是悲惨的，尤其是中国女性，总是默默地毫无抗争地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如果说，男性也表达了一种牺牲的话，那么他们的牺牲是在社会，而她们的牺牲却在家庭；他们的牺牲为了一份举世瞩目的事业，而她们的牺牲却全然为了应付一堆毫无意义的事情。许广平是幸福的，她会感到幸福，因为作为人生惟一的旅伴，她正陪同着一个勇敢、刚毅的男性奔赴时代的道路。然而，她又并非是完全满足的，事情本身便包容了女性全部先天的不幸。走出学校以后，像子君一样，她的活动天地几乎就只剩下几十平方的世界。人类大约天生就有一种群居习惯，有一种从事社会活动进行广泛联系的内在的需求，因此，把自己从同类中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无论如何是痛苦的。当许广平还没有从意识深处把翻译工作同人类的进步事业联系到一起，还没有来得及把改造中国文化的需要转化为个人需要，她理应感到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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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是可怕的。只有真正的思想者才有力量承受，甚或病态般地喜欢它。内心的孤独，首先不是境遇和性格问题。作为新女性，不能说许广平已经满足于物质环境的安定，满足于终生照顾自己的爱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仍然渴望着以翻译之外的习见的方式走向社会。但是，她不能够。是她把当年在女师大事件中展露出来的写作才华亲手掩埋了，意欲发挥出色的组织和活动才能而不能；在学习和翻译过程中，只要感觉到了某种人世的孤离感，她便尽力地压抑自己，设法逃避自己，如是甘愿滑向中国传统女性的庸常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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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事业或职业，社会或家庭，都是可堪困扰的问题。在给李秉中的信中，鲁迅慨然写道：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饭碗大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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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喜爱的学生，在国民党军队已经沦为反动工具的今天，打算脱离军职，本来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但是，鲁迅竟不同意此举，如同自己终于要了大学院的饭碗一样，也希望李秉中能够保留原来的但却是必要的生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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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他多次谈及“饭碗”。写信给江绍原时，他一样感叹道：“现在是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倘想平平稳稳地吃一口饭，真是困难极了。”像这般的关心“啖饭之道”，实在足以令那些高谈“革命”的英雄或雅议“艺术”的才子们小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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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算什么呢？一个最世俗化不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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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共同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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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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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是一个关键性的年头。“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在大屠杀中稳住了局势，旋即整顿党军，继续打起北伐的旗帜，以“国民革命“的天然领袖的姿态出现，蒙蔽天下耳目。6月，他联合了桂、冯、阎三派新军阀，对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占领北京和天津。接着，国民党政府宣布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从此，蒋介石便以一党专政的极权形式，全面开始他的铁腕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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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为了一个坚定的信仰，继续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具有某种悲剧意味的是，这个年轻的政党，从诞生的时候起，就被置于基本贯彻斯大林路线的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教条主义的产生变得无法避免。这时，陈独秀被撤离了在党内的领导位置，代之而起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则相继推行另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为代表人物，他们都曾到过苏联，在那里接受过系统的思想训练。历史的选择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线错误，直接导源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模式。对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他们缺乏清醒的估计，否认革命已经进入低潮，按照以城市斗争为主的方针，到处发起暴动。然而，所有的暴动都先后失败了。血火中的牺牲，加以党内斗争的消耗，使革命蒙受空前惨重的损失。与此同时，毛泽东异军突起。这个在曾国藩和黄兴的故乡成长起来的革命者，把马列主义的有关理论同中国农民阶级这一物质力量结合起来，向湘赣边区，向军阀势力所未及控制的文化稀薄的地带，开拓了一条不同于十月革命的中国式的武装斗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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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革命遭到挫折的时候，一个怪诞的现象出现了：“革命文学”竟然可以无视革命的状况而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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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统一”局面形成以后，权力者或者把统治的秩序合法化，或者从意识形态方面极力抹去阶级压迫的界限，用“民族”、“国家”的观念作为它的代用品。一些御用文人，几年前也曾一度鼓吹“革命文学”，现在则纷纷起来反对，尤其在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绝交以后。他们神经极度衰弱，总是把“革命”同共产党和苏联等同起来，所以，不久又提出“三民主义的文艺”，“民族主义的文艺”等名目，千方百计把党的私货塞进去。但是，在一个贫困、落后、专制、腐败的国度里，革命，对于广大底层特别是青年来说始终是富有吸引力的。当“革命文学”这一口号被一批左倾青年接了过去，而重新赋予它以某种激进的色彩以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被忽略了，以致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以充血的眼睛倾慕于它，由是灌注了一派新时代的“阿波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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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成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靶子。正当他因共产党人的牺牲而满怀同情和义愤的时候，却戏剧性地遭到了一群年轻的共产党员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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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鲁迅对创造社颇有好感。自从得知郭沫若、成仿吾等南下投奔革命，他就一度有过联合创造社的打算。到了广州，双方还共同发表过反对帝国主义的宣言。虽然，成仿吾穿着高统军靴在大街上昂首阔步的姿态令他不快，但是创造社在文艺方面的努力，他是切实感受到了的。所以，离开广州之前，对于创造社在南方所受的压迫，他在通信中才有那么深沉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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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群集上海之际，原先的联合打算不就可以实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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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有了一个机会。一天，创造社成员郑伯奇、段可情、蒋光慈到访。他们的目的，正在于联合起来，共同创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看来，他们是经过了一番酝酿，而且实际上也取得创造社的中心人物郭沫若的同意和支持，从而发出合作的邀请的。对鲁迅来说，现在所要对付的，主要是遍身血腥的权力者及其走狗，因此也就慨然允诺，并且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的阵地。不久，《时事新报》便刊登了《创造周报》的复刊广告，并载有特约撰述员三十余人的名单。其中，鲁迅名列首位，其次是化名“麦克昂”的郭沫若。大约将近一个月，《创造月刊》还登出预告说：“《创造周报》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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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一个死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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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阵喧嚷之后，便悄无声息，再也无人光顾什么鲁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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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仿吾从另一条路线出发，远到日本东京招兵买马，实行全面恢复和加强创造社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南昌起义失败后，郭沫若从香港写信给成仿吾，主张从革命时代回到文学时代。成仿吾认为，这样的态度是消极的，应当进一步以文学推动革命。这时，左倾教条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共运中的一种风气。在日本，福本主义大行其道，狂热的青年学生尤其醉心于福本和夫的著作。成仿吾发动回国参加后期创造社活动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以京都帝大文学部哲学科作为起点的，而且直接、间接同东京日本进步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发生联系，而这个组织正是福本主义的圣地。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了福本和夫的“分离结合论”和“理论斗争主义”，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和“理论斗争”，主张由具有纯粹革命意识的优秀分子从不纯分子中间分离开来，然后集中到群众中培植革命思想。此外，在文学观念上，他们还接受了苏联的试图垄断文坛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派”的影响。当郑伯奇把准备联合鲁迅的情况写信到东京来，成仿吾便拒不同意。他认为，老作家都不行，只有把老的统统打倒，才能建设新的普罗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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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鲁迅一下子从联合对象变成了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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