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23764
1706023765
5月，他的肺病复发了。
1706023766
1706023767
创造派等的围攻，不能不是促成致病的因素之一。虽然他对于“革命文学”一类堂皇的理论不大以为意，有时还为其中的荒诞感到可笑，写成文字，更是俏皮之至，但却根本无法消除由于论敌的纠缠所引起的内心的焦虑。他不能按照既定的计划行动，而他，又恰恰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这是很可悲哀的。此外，他还得遭受各种琐事的困扰。假鲁迅的出现倒还没什么，托人打听一下，写个启事也就完了。单是“义子”的处置，就足够令他头疼。
1706023768
1706023769
原来，中大时代的学生廖立峨带了爱人找上门来，说是要做他的儿子和儿媳妇，让他收留在家里。这样，他们的一切费用，都得由他负担。呆的日子长了，实在不胜负荷，他只好四处奔走代为寻找职业，后来甚至于提出每月交给一家书店三十元，算是店里支出的工资，让廖立峨过去做个校对。廖立峨不但不愿做事，反而满腹怨气，最后向他索去一百二十元路费，还攫去一大包衣物走了。
1706023770
1706023771
论战期间，他可以一日为文数篇，频频出击，毫不示人以弱；然而同是青年，却又步步退让若此，简直判若两人。
1706023772
1706023773
然而，鲁迅毕竟是鲁迅。譬如做这类傻事，也都并非真的出于糊涂，而是天生的仁爱。他不是那类迂夫子。他愿意这样。
1706023774
1706023775
至于做起事情来，他确乎往往免不了思虑前后，而且一件未完，总是时时刻刻横亘在心里；但一旦下定决心，便有如快刀斩乱麻般的快捷。7月间，病体刚刚恢复过来，他就同许广平一起到杭州西湖度“蜜周”去了——
1706023776
1706023777
他一生好像从来没有这般超脱过，潇洒过，快乐过。什么“革命文学家”，什么“义子”之类，你们尽管纠缠去，他可没有时间理会这些。此刻，他想的只是：我要玩！
1706023778
1706023779
是的，他要玩——因为他喜欢！
1706023780
1706023782
94. 思想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升华：革命·流氓·投机主义·人格·自由
1706023783
1706023784
革命文学家们不会轻易放过鲁迅，他们不能容忍神圣的观念遭到亵渎，何况还有小团体的尊严。
1706023785
1706023786
反应最早的要算钱杏。6月，他发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从个性、创作到理论作全面的“考察”，据此宣布对鲁迅的绝望。
1706023787
1706023788
“革命的态度是这样的吗？革命党人的个性能这样的倔强么？”在钱杏看来，党性和个性是不相容的，个人必须无条件放弃个性而恪守所谓的“党性”原则。因此他说，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又说，他“只是任性，一切的行动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他倔强，知错而不认错。他的人生也是‘唯我史观’，自己永没有错误”。对此，钱杏发出警告：“鲁迅若不彻底悔悟，转换新的方向，他结果仍旧只有死亡。希望鲁迅以后再不必亮着自己的漂亮的嗓子，大叫几声：‘因为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是终于要不得的。”
1706023789
1706023790
文章追究鲁迅的创作动机，说“只是忠于口，忠于朋友，忠于自己的牢骚”。在援引一段《〈野草〉题辞》以后说，鲁迅始终不能做地火，只有希冀着，只有希冀地火来到时，好让他大笑，歌唱。这是革命的旁观者态度，也就是鲁迅不会找到出路的根源。于是，鲁迅只有描写黑暗面。关于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的问题，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钱杏通过对鲁迅的批判，第一个较系统地阐发了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观点。他说：“只要留心鲁迅的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是怎样在矜持他的黑暗的暴露。不错，我们并不否认鲁迅是一个黑暗的暴露者，但暴露黑暗并不就是革命文学。”钱杏认为，可以暴露黑暗，但同时必须创造光明，而这光明未必是实有的，但却是理想的，未来的，可以制作的。如果没有光明的创造，那么暴露也是“盲目的暴露”。钱杏所代表的这类“革命文学”理论，实际上是把生活中的“光明”和“黑暗”人为地分割为互不相干的两块，且无视作家的需要和可能，片面提倡创造光明和歌颂光明，从而陷入别一种“瞒和骗”。出于这种主张，对鲁迅的创作，也就根本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评价。他说：鲁迅笔下的光明在哪里呢？没有光明，只有“呐喊”、“彷徨”——“鲁迅的出路只有坟墓，鲁迅的眼光仅及于黑暗”。
1706023791
1706023792
总之，“朦胧以后的鲁迅依旧是朦胧。”文章总结鲁迅对革命的态度说：“他总要保持着已有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认错的面孔。”“他不但不认错，仍旧像中古时代任性而为的一个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武士。”问题是，现在已经不是“武士的时代”了。“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这就是结论。
1706023793
1706023794
创造派对鲁迅的新的围攻，一直拖延到8月份。准备是相当充分的。在此以前，李初梨发表过一篇题为《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的文章，把艺术定义为“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从而悬拟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包含“结构或技巧”在内的艺术标准与“反映着何种的意识”的政治标准，并且进一步规定其位置的孰先孰后。这种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以“宣传”代替艺术的作法，是曾经为鲁迅所驳斥过的。正是借此机会，李初梨把鲁迅当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连同托尔斯泰一起加以批判。《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集中了创造派的优势兵力，对鲁迅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在攻击中，郭沫若署名“杜荃”的文章，文风是最恶劣的。对于郭沫若惟一的一次使用的化名，鲁迅知道得很清楚；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的考据家们竟至于考证了整整五十年！
1706023795
1706023796
在编排方面，该刊把郭沫若的文章放到后面，有意突出冯乃超的论文位置：《冷静的头脑》。文章在批判梁实秋的同时，批判鲁迅为“深刻的孤独的巡礼者”，“夸大妄想狂症的患者”，“不是健康的现代人”。由于鲁迅“向着青年们撒了很危险的谎”，因此，“不能不要‘除掉’鲁迅的教训”！
1706023797
1706023798
郑伯奇署名“何大白”的文章，叫《文坛的五月》，他以文坛巡礼者的面貌出现，明确地指鲁迅为“我们的敌人”，鲁迅和周作人所代表的倾向“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种倾向是代表中国intelligentsia最消极最无为的方面。虽然还没有到积极反动的方向去，但是在转变的现阶段，可以变成一切无为的，消极的乃至反动的intelligentsia的逋逃薮”，所以对鲁迅的批判，是“我们对于现阶段的任务”。还有一篇文章是梁自强的《文艺界的反动势力》，发出威吓说，鲁迅应当“忏悔”，“改邪归正”，如果再“倚老卖老”，就要替鲁迅“发讣”了！
1706023799
1706023800
作为殿后的郭沫若的文章，分籍贯、家族、年纪、身体四方面罗织了鲁迅文章的断片，说“可怜只像一位歇斯迭里女人的悲诉”，又说“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观念”，“还固执着偶像崇拜狂的时代”。其中，特意把曾经为鲁迅痛斥过的魏建功对盲诗人爱罗先珂实行人身攻击一事，作为“很有趣味的一段逸事”重新提起，于是把鲁迅和周作人加在一起，算是“相同的气类”。郭沫若把鲁迅当成极端敌视青年的“老头子”加以描绘，“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于是接着说：“‘林琴南先生’果真‘就早已死去了’吗？还有我们鲁迅先生‘想起’呢！”文章最后这样“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
1706023801
1706023802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1706023803
1706023804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1706023805
1706023806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1706023807
1706023808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
1706023809
1706023810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1706023811
1706023812
战争继续升级。
1706023813
[
上一页 ]
[ :1.70602376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