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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由意识的人是最不自由的。政府当局首先得盯住他们。对此，鲁迅告诉许寿裳说：“浙江省党部也不是没有熟人，倘来问一下，我或者可以告知原委。现在竟然使用这种手段，那么我只好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算是由我发起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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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他照例出门，照例到内山书店，好像从来未曾有过通缉那么一回事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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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罢。”内山劝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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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紧的，”他说，“如果真的要抓人，他们就不下通缉令什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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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最后，再补充一句：“就是说，有点讨厌，不让我开口——就那么一回事。”话中几分感慨，几分幽默，几分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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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许广平担心，内山再三规劝，他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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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恐怖远胜于传染疾病。他被迫孤离于人类正常生存的空间之外。出走之前，他怕连累朋友，便将小心保存下来的许多信件毁掉了，他知道，中国的衙门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可怕。在朋友中间，除了柔石、冯雪峰、韩侍桁、姚蓬子、郁达夫等四五人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大约每隔几天，许广平才抱着海婴去探望一次。一天晚上，偶尔外出夜餐，归途就有三个学生模样的人，久久追踪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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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逐者的一生。被家庭放逐，被社会放逐，几经辗转而到上海，仍然是接连不断的短期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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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矮的屋顶下，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切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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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这么说，而这一点点“残剩的自由”毕竟是可珍惜的。避难期间，他数次觅屋，最后经由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迁入北四川路公寓。门上，贴着写有“内山完造”名字的纸条。有了外国人的保护，于是有了安全阀。在中国的土地上，外国人的地位总是优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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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政权的严酷的文化统治之下，把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召集起来，建立统一的组织，以便在文艺战线上开展有效的抵抗运动，成了急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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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负责人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指示说：解散创造社和太阳社，立即停止对鲁迅的论争，把鲁迅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人们争取过来，希望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文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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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重要成员都是党员，党小组都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这是容易做工作的。党性原则本身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至于鲁迅，这个富有个性的倔强的人物，他能够接受党的要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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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说客：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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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浙江义乌人。1925年春到北京，作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曾经几次听过鲁迅的课。1927年6月，受了李大钊殉难的刺激，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南下上海，再回故乡，其间同鲁迅发生过通信关系。年底因受浙江省政府通缉，他逃至上海，会见了昔日的同学柔石，通过柔石的介绍，开始正式访问鲁迅。1929年初，在柔石的帮助下，他在景云里找到一处住所，恰好成为鲁迅的近邻，从此，便有了更多的接近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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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社与鲁迅论争期间，冯雪峰以画室的笔名，发表过一篇题名《革命与知识阶级》的文章。鲁迅看到以后，很是反感，说道：“这个人，大抵也是创造社一派！”经过柔石的解释，说是主旨在批评创造社的小集团主义，才没有再说什么。其实，冯雪峰在文中相当充分地表现出了作为共产党员的某种优越感。他把鲁迅派定为“同路人”，是“友方”，不革命而无害。虽然，他承认理想上的人道主义，但强调“在手段上”有“必要”抛弃人道主义。对人道主义的这种极端轻率的态度，是鲁迅所最憎厌的。如果说冯雪峰与创造派的文章有什么不同之处，无非从中表示了对鲁迅的“极大的宽大态度”而已。初次访问，鲁迅除了回答问题，简直不说什么话，也就不足为怪的了。然而，他不愧为柔石的朋友，忠厚，率直，甚有主见，又肯用功，这都是鲁迅所喜欢的。接触稍多，话也就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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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冯雪峰在鲁迅面前，真正感受到了与朋友相处的愉快。在他们之间，革命、阶级、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现在与将来的种种话题，无所不谈。鲁迅没有什么可隐讳的，他不但对敌对分子的卑劣无能表示了远出于文字之上的蔑视，而且深入地解剖了自己的阴暗，流露出为平时的文字所少见的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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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人道主义谈得最多。这些片断，成了冯雪峰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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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大家现在又在骂人道主义了，不过我想，当反革命者大屠杀时，倘有真的人道主义者出而抗议，又何损于革命呢？……我未见有人道主义者挺身而出的事，但骂人道主义的人们为什么也吓得不敢响一声……我想，中国大概并没有真的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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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人道主义也的确是无用的，要实行人道主义就不是人道主义者所主张的办法所能达到。除非也有刀在手里……然而，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者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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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自然相信有将来，不过将来究竟如何美丽，光明，却还没有怎样想过……但无论现在怎么黑暗，却不想离开，我向来承认进化论，以为推翻了黑暗的现状，改革现在，将来总会比现在好，将来就没有黑暗了么？到将来再说……将来实行什么主义好，我也没有去想过，但我以为重要的是现在应该实行什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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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热心于科学的文艺理论的译介，尤其博得鲁迅的好感。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从日文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和关于苏联文艺的研究著作。他主持编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十六种，就得到鲁迅的支持和协作，所译的普氏的《艺术论》，卢氏的《文艺与批评》，以及苏联的《文艺政策》，都列入这套丛书之内。冯雪峰工作认真而严谨，在校勘鲁迅的译稿时，订正了不少脱误。此外，还有过一次合作，就是创办文学期刊《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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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事业，奠定了他们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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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冯雪峰传达了共产党方面的意图以后，鲁迅表示愿意接受。对于预先拟定的团体名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认为，“左翼”二字还是用上去更明确一些。早在大革命期间，他就曾经以“左”“右”的概念对国民党内部的派别进行过分析。在这里，“左翼”应当代表着反对现行政权的革命的、进步的力量。事实上，在加入左联以后，他仍然参加民权保障同盟，表明了他的系列组织活动都是以反抗统治者为最高准则的。所以，对人们极力追逐的实际权力和各式头衔，他都有意加以回避。他说，他不一定参加左联筹备小组的工作，挂名可以，但不能每次会议都参加，有必要的、非参加不可的，他可以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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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经过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也即后来的文化支部的研究，然后产生了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一共十二人：鲁迅、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钱杏、蒋光慈、夏衍、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其中，只有鲁迅和郑伯奇不是党员。第二次筹备会在1929年底召开，潘汉年作为中宣部联络员出席，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指定筹备小组的任务是：一、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二、起草左联纲领。会上决定文件拟定后，先送鲁迅审阅，经他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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