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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太懂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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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但是，鲁迅在会上的发言，其精神却是批判这个纲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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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大会在1930年3月2日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一个教室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一共有四五十人。主席团三人：鲁迅、夏衍、钱杏，是会前由发起人协商好以后，由文委向大会推荐的。七人常委：夏衍、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也是事前考虑到了三方面力量的代表性，以及党与非党的比例，按等额选举的原则产生的，公布时则依选票的多少排列次序。大会决定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建立与各革命团体以及国际左翼文艺团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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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代表党率先讲话，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纲领做出说明，潘漠华代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致祝词。接着，鲁迅、彭康、田汉、阳翰笙等相继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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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开始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不是有意重提论争时期关于“转向”、“突变”一类问题吗？的确是这样，连“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话也都说了，是的，他不怕开罪了新的战友。他认为有必要对思想斗争的历史进行反思。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是第一位的问题。对作家来说，他强调的是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后面就战略上提请大家注意的几点，如对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持久战，战线的扩大，新战士的培养，以及联合战线的建立等，也都是前头所说的作家自身建设问题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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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的讲话，完全是针对创造社太阳社在论争时所表现出来的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党员的优越感等等缺点而发的。但是，被他注入讲话中的极其深邃的思想，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重视，反倒被一种狭隘的宗派情绪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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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会场的后面嗡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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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人看来，应该改变态度的是鲁迅，而不是他们自己。对此，鲁迅也不是没有一个基本估计的，只是他不肯敷衍，不愿意在集体的名义下放弃个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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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成立的同一个月内，鲁迅写信给章廷谦，剖白自己加入组织的想法：“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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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他回顾左联成立时的情况，说：“到一九三○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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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参加左联，既有政治上的因素，同时也出于文学事业方面的考虑。对于国民党政治专制的现状，他是极端愤懑的，无论在意识或潜意识里，都需要有一个比个人强大得多的集体与之相对抗。眼见各种进步团体和刊物先后遭到封禁，他希望被压迫者能够联合起来，服从于全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解放这个共同的目标。他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因此这种政治上的要求便自然地落实到文学上面，而始终关注着新的作家和作品的产生。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他的一生都受着青年的蛊惑。当一样遭受着政府压迫的创造派青年向他主动检讨了过去的错误，他也就甘愿再度被利用，即使内心对他们抱有顾虑甚至是不信任情绪。但是，无论如何，对于左翼文艺运动，他是充满热情的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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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方面的某些领导人出于政治的需要，或是职业的习惯，几乎一开始就像对待完整的政治组织那样对待左联，极力把它变成秘密组织，要求作家参加飞行集会等活动，忽视了它作为文学团体的特殊性质。于是，左联也就有了“第二党”之称。加以左联开始的基础不大好，内部的分子不够坚实，或借以营私，或故作激烈，到了后来，不但作品出不来，反酱在难以料理的人事纠纷之中。这样，距鲁迅的初衷也就愈来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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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国民党专制政权和共产党内的左倾路线的罅缝里，他的战斗活动注定是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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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新月派诸君子：刽子手、皂隶、乏走狗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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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动荡局面结束了。中国又回复到了没有帝制的帝制时代。整个社会的外壳虽然有所变化，涂上了一点现代的油彩，内质还是官僚政治，严酷的封建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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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传统文化必然产生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最鲜明地反映在一代知识分子的身上。他们部分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是也仅只限于观念方面的变化而已，深层的心理结构和人格系统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作为士大夫阶级的嫡系传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通过他们而保持了它的延续性和再生性；即使在废除了科举制度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悬浮于上层社会，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他们留学欧美，熟知西方社会革命的历史，但是他们的整个变革社会的主张不能不是自上而下的。中国历史从来没有过系统的民主训练，他们即使号称为社会的精英，却不能不被吸附到权力政治的巨大的磁场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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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他的变化是具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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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年，胡适便同李大钊、蒋梦麟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呼吁“为自由而战”，次年提出“好政府主义”口号，把政府看成一种工具，主张工具不受修正时可以换掉。1922年起草《我们的政治主张 》，作为蔡元培领衔，有李大钊等参加的十六人联合宣言，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来代替北洋军阀政府。以后，他办《努力周报》，固然有向政府提出的被时人称作“条陈”的改革建议，但也还有相当部分的批评和谴责。1923年，军阀政府为山东问题交涉案颁发嘉禾章给他，他公开声明拒绝接受。后来，《胡适文存》跟着被禁售了。总之，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学人，虽然也曾以“整理国故”相号召。他一方面极力保持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一方面又不忘染指政治，而且力图通过社会的上层渠道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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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胡适从美国登轮回国。这时候，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蒋介石以系列清党反共的举动控制了南方，北方军阀已成强弩之末。面临这种严峻的局面，胡适不得不把他的立足点从北京移至上海。这个崇尚秩序的人，带着极大的幻想，决定把他的政治主张连同全部的信任投给南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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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很快发现，这个新势力集团与他有不少的格之处。突出的是人权问题。还有“党化教育”，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为此还辞掉了大学院委员的职务。1929年，报载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一项提案，要求各级司法机关听命于国民党各级党部，凡党部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胡适认为，这种全凭党部意旨行事的做法，实在太违了古今中外的法律常规，便给司法院长写信提出抗议，同时还把信件发送通讯社，但被检查机关扣留。为此，他一连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直接向“党治”提出挑战。在文章中，他不但宣称整个的国民党为“反动派”，认为党和政府的权限必须接受约法的制裁，而且公开批评和触犯了孙中山的思想权威，甚至对党国领袖蒋介石实行攻击。罗隆基的《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专家政治》，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也陆续发表了。这样，民权问题，以及相继而来的法治、宪法和思想言论自由等问题，都围绕着《新月》为中心广泛讨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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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越出常轨的行动，胡适有一段自白：“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他自身改善”。他还写信给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为了求得“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互相认识”。即使他和他的伙伴对党国怀着另一种忠诚，却仍然逃不出权力者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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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由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呈请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查办；接着，各省市党部如上海、青岛、天津、北平、江苏、南京等处也先后呈请中央严予惩办；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行政院，也层层下达公文训令，最后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发对胡适的“警告令”。此外，还出版《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动员国民党人批判和围攻胡适。1930年2月，中宣部发出密令，禁止出售和没收焚毁《新月》杂志，查禁胡适等著的《人权论集》，各种报纸纷纷登载关于惩办胡适、通缉胡适的议案和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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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适的“人权”案，国民党中央全会制订了《各级学校教职员研究党义暂行条例》，通令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学习党义，并规定“平均每日至少须有半小时之自修研究”。于是，通过天天读，党义的灌输制度化和宗教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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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就看穿了历史借新月派君子所玩的新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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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权可以遭到任意的侵犯和践踏，而人权问题却是不能存在的。鲁迅对强权者从来不抱幻想。他不会乞求自由。他知道，自由不是来自上头的赐予，而是大众通过自己的力量和鲜血来争取的。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和冲突，如果指望一个反动专制的政府能主动地有所改革，这是不现实的，奢侈的，甚至是虚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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