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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鲁迅一口气写了一篇长文。许久没有写过这样的长文了,名目就叫《“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让梁实秋看看,他不是只有“无穷尽的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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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汪洋的气势,缜密的逻辑,分论文学的阶级性和有关的翻译问题。对于梁实秋的“人性论”,其中有一段驳诘,外柔内刚,不露声色,写得十分漂亮:“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就是鲁迅的阶级论。他常常慨叹人类灵魂之不相通,要是一旦“喜怒哀乐”都可以相通的话,那实在是很可庆幸的事,然而,如此情形决不可能出现在现代中国,所见却是愈来愈显明的反差色。所以,他才决然写道:“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一个对压迫者和整个上流社会怀着极端憎恶的人,是无法接受那种关于人性的甜蜜的论调的,即使他也看到为阶级性所无法全部包含的人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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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在文章里说的无产者“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还有“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惟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之类的话,十足的贵族派头,与所谓的“革命文学家,”那付仿佛生来便在于“指导”和“打发”别人的英雄嘴脸一样,使他感得特别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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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层的心理结构和人格系统中,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他们从相反的两个方面进行曲解。梁实秋主张文学只有普遍的人性,否定阶级性;“革命文学家”则坚持文学只有阶级性,否定共通的人性,两者都一样的“以意为之”。后者“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以致中国的无产文学只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鲁迅没有因为批判梁实秋而忽略了“革命文学家”自身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损害,在这里,他集中地再度批判了如下的几位:成仿吾、钱杏、郑伯奇、蒋光慈。虽则这时候左联已经酝酿成熟,他们即将成为他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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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流氓的变迁》。其中为流氓画像是:“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新月派的“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可谓“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一方面必须听命,别方面又大可逞雄,明显的属于“流氓”。他所写的“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者,又分明留着“革命文学家”的打倒一切的情状。所以,在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时,他明确地把创造社称之为“才子加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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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文学”论争开始,直至加入左联,所有关于鲁迅的报道和评论,或称“投降”,或称“转向”,无论好意或恶意,都旨在说明某种方向性的变化。其实,他原来的方向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包括独立作战的形态。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左的一直被认为比右好,从而得到长时期的保护。而在鲁迅看来,左和右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左联成立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他所作的简短的发言,核心问题仍然在于强调:左的容易变右,从左边上来的必将从右边下去。他的说法是有现实根据的,以后的历史复以大量惨痛的事实为此做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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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就这样横站着,对来自敌人和“同人”方面作战,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作战,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过分严肃的决不调和的态度,使他得以常常体味独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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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逻辑力量简直不可抗拒。这样一来,梁实秋倒变成了“杂感家”了。《新月》同期发表了他的一组文章:《答鲁迅先生》、《“无产阶级文学”》、《“资本家的走狗”》。文章唠叨的还是陈词滥调,在后一篇里,他以得意的讥诮的口吻,回答冯乃超在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对他的批判:“《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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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鲁迅看到梁实秋的文章以后,对冯雪峰说:“乃超太忠厚了,让我来写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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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很快就写好了,是一篇杂文,题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把文章交给冯雪峰编入《萌芽》的时候,自己高兴得笑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就真要刻薄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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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实秋,他觉得不值得仔细辩驳。他的视界很高,整个“新月派”的文章,在他看来也不过中学生的水平罢了。梁实秋不是说他不知道主子是谁吗?他说,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文章写道:“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此即谓之“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文章特别指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明显是出于一种阴险的暗示。但是,鲁迅并没有肯定梁实秋意在要得主子的“恩惠”,只虚晃一枪,说他“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这样,锋芒最后也就不能不落到一个“乏”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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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里用的还是“请君入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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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梁实秋写过一篇《鲁迅与牛》,引了鲁迅的《〈阿Q正传〉的成因》中关于“疲牛”的比喻,发挥说,“鲁迅先生做人处世的道理都在这一匹疲牛的譬喻里很巧妙的叙述了。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鲁迅先生发表文章的那几种杂志不是常常有党的字样么?……其实鲁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有草可吃的地方本来不过就是那几家,张家,李家,赵家,要吃草还怕人看见,太‘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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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了两张漫画:乏狗与乏牛。一个有主子,所尽的是职责;一个有主顾,表达的是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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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会见李立三·五十诞辰·木刻讲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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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个晚上,鲁迅在冯雪峰的陪同下,前往爵禄饭店会见共产党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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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和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共“六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六大”接着召开了。这时候,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被置于联共的指挥棒下面。由于联共反倾向斗争的影响,共产国际“六大”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第三时期”理论,给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然而,作为权力中心的意志是不可逆转的。中共代表发言人瞿秋白即使在会上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不同意见,表示不可理解,也只能受到严厉的指责。1929年,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出三次函件,将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继续向左推进。10月,中东路战争发生。为了使苏联赢得对张学良东北军作战的胜利,防止日本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中国国内迅速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等计划,以确保“国际正确的路线”的执行。1930年上半年,在中国,左倾路线和行动仍然处于潮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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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以后,李立三直截说明了约见的意图。他向鲁迅介绍了全国的形势,以及关于城市暴动等系列行动计划,请他配合党的任务,做点具体的政治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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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坦率,当即表示说,他是不善于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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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举了法国作家巴比塞的例子,问鲁迅是否可以像他那样发一个宣言?如果可以,那么将会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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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塞确曾发表过不少政治宣言,影响也相当广泛。可是,巴比塞是巴比塞,鲁迅是鲁迅,而且中国也不是法国。鲁迅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不是长期的、艰巨的。中国有中国式的战法,总之,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而应更多地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不打算进行“韧战”是不行的。其实何止搞文学如此,搞政治也当如此。因此,在他看来,眼前的共产党还是幼稚的,教条的,冒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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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他要学巴比塞那样发一通宣言,就很难在中国呆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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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表示,可以让他到苏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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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的可不一样。他觉得中国更需要他,他必须留在中国,而且只有留在中国,才能打上一两枪,起点作用。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于个人来说,舒服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呢?况且,自己也过不惯舒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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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十分钟过去,会见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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