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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就这样横站着,对来自敌人和“同人”方面作战,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作战,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过分严肃的决不调和的态度,使他得以常常体味独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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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逻辑力量简直不可抗拒。这样一来,梁实秋倒变成了“杂感家”了。《新月》同期发表了他的一组文章:《答鲁迅先生》、《“无产阶级文学”》、《“资本家的走狗”》。文章唠叨的还是陈词滥调,在后一篇里,他以得意的讥诮的口吻,回答冯乃超在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对他的批判:“《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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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鲁迅看到梁实秋的文章以后,对冯雪峰说:“乃超太忠厚了,让我来写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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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很快就写好了,是一篇杂文,题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把文章交给冯雪峰编入《萌芽》的时候,自己高兴得笑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就真要刻薄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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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实秋,他觉得不值得仔细辩驳。他的视界很高,整个“新月派”的文章,在他看来也不过中学生的水平罢了。梁实秋不是说他不知道主子是谁吗?他说,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文章写道:“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此即谓之“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文章特别指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明显是出于一种阴险的暗示。但是,鲁迅并没有肯定梁实秋意在要得主子的“恩惠”,只虚晃一枪,说他“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这样,锋芒最后也就不能不落到一个“乏”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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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里用的还是“请君入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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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梁实秋写过一篇《鲁迅与牛》,引了鲁迅的《〈阿Q正传〉的成因》中关于“疲牛”的比喻,发挥说,“鲁迅先生做人处世的道理都在这一匹疲牛的譬喻里很巧妙的叙述了。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鲁迅先生发表文章的那几种杂志不是常常有党的字样么?……其实鲁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有草可吃的地方本来不过就是那几家,张家,李家,赵家,要吃草还怕人看见,太‘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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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了两张漫画:乏狗与乏牛。一个有主子,所尽的是职责;一个有主顾,表达的是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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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会见李立三·五十诞辰·木刻讲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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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个晚上,鲁迅在冯雪峰的陪同下,前往爵禄饭店会见共产党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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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和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共“六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六大”接着召开了。这时候,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被置于联共的指挥棒下面。由于联共反倾向斗争的影响,共产国际“六大”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第三时期”理论,给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然而,作为权力中心的意志是不可逆转的。中共代表发言人瞿秋白即使在会上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不同意见,表示不可理解,也只能受到严厉的指责。1929年,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出三次函件,将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继续向左推进。10月,中东路战争发生。为了使苏联赢得对张学良东北军作战的胜利,防止日本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中国国内迅速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等计划,以确保“国际正确的路线”的执行。1930年上半年,在中国,左倾路线和行动仍然处于潮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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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以后,李立三直截说明了约见的意图。他向鲁迅介绍了全国的形势,以及关于城市暴动等系列行动计划,请他配合党的任务,做点具体的政治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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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坦率,当即表示说,他是不善于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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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举了法国作家巴比塞的例子,问鲁迅是否可以像他那样发一个宣言?如果可以,那么将会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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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塞确曾发表过不少政治宣言,影响也相当广泛。可是,巴比塞是巴比塞,鲁迅是鲁迅,而且中国也不是法国。鲁迅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不是长期的、艰巨的。中国有中国式的战法,总之,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而应更多地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不打算进行“韧战”是不行的。其实何止搞文学如此,搞政治也当如此。因此,在他看来,眼前的共产党还是幼稚的,教条的,冒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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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他要学巴比塞那样发一通宣言,就很难在中国呆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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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表示,可以让他到苏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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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的可不一样。他觉得中国更需要他,他必须留在中国,而且只有留在中国,才能打上一两枪,起点作用。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于个人来说,舒服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呢?况且,自己也过不惯舒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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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十分钟过去,会见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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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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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鲁迅突然记起临别前同李立三握手的情景,对冯雪峰嘻嘻笑道:“他的手真软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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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摇了摇头,摊开双手说:“你看,我们两人还是各人谈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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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人不容易,理解作家更难,理解富有思想深度的作家尤难。以鲁迅的“学生”、“战友”、“知己”自炫或炫人者可谓不少,而真正理解他的有多少呢?倒在外国朋友中,有几个人是深刻认识了他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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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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