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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同时发表的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流氓的变迁》。其中为流氓画像是：“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新月派的“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可谓“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一方面必须听命，别方面又大可逞雄，明显的属于“流氓”。他所写的“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者，又分明留着“革命文学家”的打倒一切的情状。所以，在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时，他明确地把创造社称之为“才子加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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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文学”论争开始，直至加入左联，所有关于鲁迅的报道和评论，或称“投降”，或称“转向”，无论好意或恶意，都旨在说明某种方向性的变化。其实，他原来的方向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包括独立作战的形态。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左的一直被认为比右好，从而得到长时期的保护。而在鲁迅看来，左和右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左联成立后不久的一次会议上，他所作的简短的发言，核心问题仍然在于强调：左的容易变右，从左边上来的必将从右边下去。他的说法是有现实根据的，以后的历史复以大量惨痛的事实为此做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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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就这样横站着，对来自敌人和“同人”方面作战，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作战，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过分严肃的决不调和的态度，使他得以常常体味独战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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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逻辑力量简直不可抗拒。这样一来，梁实秋倒变成了“杂感家”了。《新月》同期发表了他的一组文章：《答鲁迅先生》、《“无产阶级文学”》、《“资本家的走狗”》。文章唠叨的还是陈词滥调，在后一篇里，他以得意的讥诮的口吻，回答冯乃超在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上对他的批判：“《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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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鲁迅看到梁实秋的文章以后，对冯雪峰说：“乃超太忠厚了，让我来写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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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很快就写好了，是一篇杂文，题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他把文章交给冯雪峰编入《萌芽》的时候，自己高兴得笑起来，说：“你看，比起乃超来，就真要刻薄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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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实秋，他觉得不值得仔细辩驳。他的视界很高，整个“新月派”的文章，在他看来也不过中学生的水平罢了。梁实秋不是说他不知道主子是谁吗？他说，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文章写道：“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此即谓之“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文章特别指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明显是出于一种阴险的暗示。但是，鲁迅并没有肯定梁实秋意在要得主子的“恩惠”，只虚晃一枪，说他“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这样，锋芒最后也就不能不落到一个“乏”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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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里用的还是“请君入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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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梁实秋写过一篇《鲁迅与牛》，引了鲁迅的《〈阿Q正传〉的成因》中关于“疲牛”的比喻，发挥说，“鲁迅先生做人处世的道理都在这一匹疲牛的譬喻里很巧妙的叙述了。一匹牛，在张家可以耕田，在李家可以转磨，在赵家店前可以做广告；一个人，在军阀政府里可以做佥事，在思想界里可以做权威，在文学界里可以做左翼作家……究竟现在是吃哪一家的草，属于哪一个党……鲁迅先生发表文章的那几种杂志不是常常有党的字样么？……其实鲁迅先生何必要我‘影射’。有草可吃的地方本来不过就是那几家，张家，李家，赵家，要吃草还怕人看见，太‘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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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了两张漫画：乏狗与乏牛。一个有主子，所尽的是职责；一个有主顾，表达的是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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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会见李立三·五十诞辰·木刻讲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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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个晚上，鲁迅在冯雪峰的陪同下，前往爵禄饭店会见共产党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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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和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中共“六大”召开之后，共产国际“六大”接着召开了。这时候，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被置于联共的指挥棒下面。由于联共反倾向斗争的影响，共产国际“六大”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第三时期”理论，给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然而，作为权力中心的意志是不可逆转的。中共代表发言人瞿秋白即使在会上对“第三时期”理论提出不同意见，表示不可理解，也只能受到严厉的指责。1929年，共产国际连续给中共中央发出三次函件，将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继续向左推进。10月，中东路战争发生。为了使苏联赢得对张学良东北军作战的胜利，防止日本发动反苏战争，共产国际迫切希望中国国内迅速出现全国武装暴动等计划，以确保“国际正确的路线”的执行。1930年上半年，在中国，左倾路线和行动仍然处于潮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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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以后，李立三直截说明了约见的意图。他向鲁迅介绍了全国的形势，以及关于城市暴动等系列行动计划，请他配合党的任务，做点具体的政治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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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坦率，当即表示说，他是不善于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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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举了法国作家巴比塞的例子，问鲁迅是否可以像他那样发一个宣言？如果可以，那么将会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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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塞确曾发表过不少政治宣言，影响也相当广泛。可是，巴比塞是巴比塞，鲁迅是鲁迅，而且中国也不是法国。鲁迅认为，中国革命不能不是长期的、艰巨的。中国有中国式的战法，总之，他不赞成赤膊打仗，而应更多地采用“壕沟战”、“散兵战”、“袭击战”等战术。不打算进行“韧战”是不行的。其实何止搞文学如此，搞政治也当如此。因此，在他看来，眼前的共产党还是幼稚的，教条的，冒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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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他要学巴比塞那样发一通宣言，就很难在中国呆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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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表示，可以让他到苏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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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的可不一样。他觉得中国更需要他，他必须留在中国，而且只有留在中国，才能打上一两枪，起点作用。到外国去住起来做“寓公”，于个人来说，舒服是舒服的，但对中国革命有什么益处呢？况且，自己也过不惯舒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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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十分钟过去，会见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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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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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鲁迅突然记起临别前同李立三握手的情景，对冯雪峰嘻嘻笑道：“他的手真软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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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摇了摇头，摊开双手说：“你看，我们两人还是各人谈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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