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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论敌,连同所谓的“战友”和“学生”,也都不无说他“褊狭”、“固执”、“牢骚”,仿佛在人格上永远是一种缺陷。然而,鲁迅的深刻之处,正好从这里得以体认。他执著于一些小事情,是因为他从中发现了更广大的层面;他“纠缠”着历史不放,是因为他从中发现了未来的阴影;他注重偶然性,是因为他从来不相信“绝对”和“永恒”,但又能从中发现必然的意义。的确,他不是那种豁达或冷静的人,由于爱憎的热烈,即使一般的描述性文字也不可能做到平静和“客观”,而是非哀即怒。但是这种彻底的情感暴露使得事物无所隐藏,因而先天地富于科学理性。他的怀疑精神,否定和批判的勇气,闪电式的讽刺和打击的本领,往往使人变得无法接受。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太“超前”。除了他的那个枭鸣般可怖可厌的声音以外,人们简直无法追蹑他,发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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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个别人物在他的笔下成了不可移易的社会典型一样,一些集团如创造社、新月社,也同样被他赋予了某种代表的意义。创造社的“才子气”和“流氓气”,其实是概括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个类别,突出地表现为逃避现实和打倒一切,于革命文学的建设是极其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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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次演讲是革命文学论争的某种延伸。从论战开始,鲁迅就已经把文学确定为整个革命的一角或一翼加以全面的审视,也就是说,他关注的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被他讽刺性地称为“革命文学家”者,作为中国知识精英的现状,只能使他感到不满和忧心。知识分子的构成、地位和命运,造成他长时期的精神困扰,尤其在寓居上海以后。他说的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所战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连他本人也是知识分子。在演讲里,他使用了马克思的阶级论的概念,重点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剖析。这种剖析,反映了他内在的矛盾状况。一方面,他赞成左联提出的“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但是,又觉得反叛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还有足以自重的一面。由于他们对所生长的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了解甚深,憎恶甚大,所以对旧世界来说也就特别富于破坏力。这类话,他也曾针对自己的情况说过。他只是认为,这些作者无须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而作品也无须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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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明确表示说,现存的左翼作家很难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甚至说是在中国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虽然,这个说法比起从前关于平民文学、革命文学根本不可能产生的议论来,总算是进了一步,但比较他在柔石等死后所写的两篇宣言性质的文字,当是明显的降温。那时,他需要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战绩放大起来,一面以抗击暴政,一面以纪念死者和安抚自己。等到一旦恢复内心的平衡,便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说法,反而加深了他的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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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他对上海的革命作家就不抱太多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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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几年的革命文学,无论此前的左翼批评家怎样的唱着凯歌,或此后的文学史家怎样的树立丰碑,鲁迅的估价是一贯偏低的,甚至比喻为教人呕吐的“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总之许多许多并不是滋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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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却从被“打发”或默杀了的著名的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中,举出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刘一梦的《失业以后》为优秀之作。自然,这些都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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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需要有一个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环境。做无产阶级文学的人,也应当是阶级中的分子,不能游离在斗争之外的。鲁迅是对文学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他终觉得对于一个文学者来说,观念的转变并不可靠。情感世界是重要的,愈是深层的愈难改变。所以,他自以为缺乏革命的实践,身上留有太多的因袭的东西,是无法做这样的文学的。虽然曾经被攻击为三个“有闲”,但比较那些死在战场上和暗夜里的实行者,自己这种掉弄笔墨的生涯,究竟也还是闲人之业。目前所能做到的,大约也只能是以译代作了。无论为革命或是文学自身计,他都认为,在介绍苏俄的理论的同时,有必要更多地引进相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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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沙俄时代的作家来,苏联作家还欠深刻,但却分明显示了一种新的现实。鲁迅除了从中翻译成《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个短篇集子外,还译了两部长篇:一部是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一部是法捷耶夫的《毁灭》。前者是“同路人”的作品,后者是实际的革命者的作品;前者有着难以掩盖的绝望的氛围气,后者在绝望中透露出新生的曙光;前者是一时的稗史,后者是坚实的革命记。两者确乎很不一样,但是写的都是战斗,都是现今的中国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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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十月》来,《毁灭》无疑在更大范围内描画了革命的真实,堪称新文学中的一个大火炬。那里的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是足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它面前淡到毫无踪影的。这样的文字,完全是作者用了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东西,决非那类才子加流氓式的文人所能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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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以及出身于知识分子而终于成为大众的先驱者莱奋生的描写,是鲁迅最感兴趣的。美谛克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的果实。这样的矛盾的知识者,是很可以使中国的读者照见自己的面影的。作为游击队中最有教养的人,莱奋生也并非“突变”过来的。他严于解剖自己,克服自己,即令有所省悟,也支付了许多经验的代价。当他以“较强”者和大众前行,而又得不到大家的同情的时候,就必须于审慎周详之外,自专谋划,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得施行权力。虽然同是人们,同无神力,却又非美谛克之所谓“都一样”,正如他自己所作的结论,他要比美谛克坚实得多,他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然而,即如对于这样的坚实的革命者,在小说中也时有动摇、失措之处,所率的部队也终于在敌军的围击下毁灭了。而且突围之际,他还是受了别人的启示的。从藏原惟人、弗里契到苏联的不少文学史,都把莱奋生当作党的代表,鲁迅则把他同美谛克相提并论,独独赞扬了这与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很不相同的“令人扫兴”之处,从评论的人们所有意无意遮掩的地方看出真实的伟大来。在论及袭击团处于解体的前征时,他着意指出:“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为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群是乌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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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谈到《十月》,也有着同样的对于极左思想的批判:“《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但这确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书中所写,几乎不过是投机和盲动的脚色,有几个只是赶热闹而已,但其中也有极坚实者在内(虽然作者未能描写),故也能成功,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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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初由《萌芽》月刊连载,结果因为刊物遭到查禁而被腰斩。后来,与《十月》等十种小说和剧本一起列入鲁迅手编的《现代文艺丛书》,计划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由于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而中国书店的胆子也特别小,神州国光社终于声明毁约:已交的译稿当然收下,尚未完成的万勿再译了。这样,除了《十月》、《浮士德与城》、《铁甲列车》和《静静的顿河》等四种得以出版外,《毁灭》便成了“不准出生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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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念是不能摧毁的。鲁迅坚持翻译,重复整理。力求译本在拖延的产期中变得更为完善。1931年9月,在大江书铺的产院里,《毁灭》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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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当局的迫害,小说出版时略去了《作者自传》、《关于〈毁灭〉》、《代序》及《译者后记》等篇,仅存本文,连译者的署名也换为“隋洛文”。印数也极少,只可在内山书店和个别的小书店里默无声息地陈列和发行。尽管如此,它还是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查禁,并勒令销毁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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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岂能被毁灭?鲁迅决计由自己拿出一千元现洋,假托“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这次出版,不但把有关评论及附加的各部分加了进去,还重新设计,扩大为32开,封面用厚布纹纸,并特意从原来的六幅插图中选出《袭击队员们》印上去,内文则用重磅道林纸,简直是豪华本!这回,译者“隋洛文”也不见了,在褴褛然而英武的一列游击队员下面,赫然出现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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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还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以及《士敏土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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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所叙,是一支铁的奔流一般的民军,通过高山峻岭,大风雨,饥饿与死,最终和主力军相联合的过程。本书原系鲁迅特约在苏的曹靖华翻译的,并且随同《毁灭》等列入《现代文艺丛书》。书店毁约后,鲁迅陆续通知各位译者停译,而独不告诉曹靖华。凡他所决心要做的事情,是必须做完的。他不但隐瞒了出版方面的实情,怕因此影响译者的情绪,而且不断给予关怀和鼓励。在一封复信中,他表示说:“此时对于文字之压迫甚烈,各种杂志上,至于不能登我之作品,介绍亦很为难……但兄之《铁流》,不知已译好否?此书仍必当设法印出。”从1930年初至1931年底,为了《铁流》的翻译出版,两地往返通信达几十次,而且,全都在独裁者的密网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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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像深爱着《毁灭》一样深爱着《铁流》的。为了它们的出版,他曾亲拟过形式不同的三种广告。关于《铁流》,他称“意识分明,笔力坚锐,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铁流》的印刷一样是精美的,所以,他在编校后记中颇为自得地说:“我们这一本,因为我们的能力太小的缘故,当然不能称为‘定本’,但完全胜于德译,而序跋,注解,地图和插画的周到,也是日译本所不及的。只是,得到攒凑成功的时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异从前了;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委宛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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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网”是一大苦事。然而,由此而显示了生存的意志,故也未尝没有快意的地方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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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十四、 大旗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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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空前危难的时刻,他仍然没有放弃阶级的抗争。他太执著于久积的奴隶的愤苦了,他要掀掉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腐朽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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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救亡,一面启蒙。他肩负着双重的历史使命,以个人的独特的方式和姿态,加入战斗的集体,且有别于战斗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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