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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论敌，连同所谓的“战友”和“学生”，也都不无说他“褊狭”、“固执”、“牢骚”，仿佛在人格上永远是一种缺陷。然而，鲁迅的深刻之处，正好从这里得以体认。他执著于一些小事情，是因为他从中发现了更广大的层面；他“纠缠”着历史不放，是因为他从中发现了未来的阴影；他注重偶然性，是因为他从来不相信“绝对”和“永恒”，但又能从中发现必然的意义。的确，他不是那种豁达或冷静的人，由于爱憎的热烈，即使一般的描述性文字也不可能做到平静和“客观”，而是非哀即怒。但是这种彻底的情感暴露使得事物无所隐藏，因而先天地富于科学理性。他的怀疑精神，否定和批判的勇气，闪电式的讽刺和打击的本领，往往使人变得无法接受。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太“超前”。除了他的那个枭鸣般可怖可厌的声音以外，人们简直无法追蹑他，发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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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个别人物在他的笔下成了不可移易的社会典型一样，一些集团如创造社、新月社，也同样被他赋予了某种代表的意义。创造社的“才子气”和“流氓气”，其实是概括了国民劣根性中的两个类别，突出地表现为逃避现实和打倒一切，于革命文学的建设是极其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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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次演讲是革命文学论争的某种延伸。从论战开始，鲁迅就已经把文学确定为整个革命的一角或一翼加以全面的审视，也就是说，他关注的仍然是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被他讽刺性地称为“革命文学家”者，作为中国知识精英的现状，只能使他感到不满和忧心。知识分子的构成、地位和命运，造成他长时期的精神困扰，尤其在寓居上海以后。他说的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所战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连他本人也是知识分子。在演讲里，他使用了马克思的阶级论的概念，重点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剖析。这种剖析，反映了他内在的矛盾状况。一方面，他赞成左联提出的“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但是，又觉得反叛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还有足以自重的一面。由于他们对所生长的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了解甚深，憎恶甚大，所以对旧世界来说也就特别富于破坏力。这类话，他也曾针对自己的情况说过。他只是认为，这些作者无须自称为无产阶级作家，而作品也无须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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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他明确表示说，现存的左翼作家很难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甚至说是在中国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虽然，这个说法比起从前关于平民文学、革命文学根本不可能产生的议论来，总算是进了一步，但比较他在柔石等死后所写的两篇宣言性质的文字，当是明显的降温。那时，他需要把无产阶级文学的战绩放大起来，一面以抗击暴政，一面以纪念死者和安抚自己。等到一旦恢复内心的平衡，便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说法，反而加深了他的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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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他对上海的革命作家就不抱太多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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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这几年的革命文学，无论此前的左翼批评家怎样的唱着凯歌，或此后的文学史家怎样的树立丰碑，鲁迅的估价是一贯偏低的，甚至比喻为教人呕吐的“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总之许多许多并不是滋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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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却从被“打发”或默杀了的著名的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中，举出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刘一梦的《失业以后》为优秀之作。自然，这些都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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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需要有一个以劳工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环境。做无产阶级文学的人，也应当是阶级中的分子，不能游离在斗争之外的。鲁迅是对文学有着深刻理解的人，他终觉得对于一个文学者来说，观念的转变并不可靠。情感世界是重要的，愈是深层的愈难改变。所以，他自以为缺乏革命的实践，身上留有太多的因袭的东西，是无法做这样的文学的。虽然曾经被攻击为三个“有闲”，但比较那些死在战场上和暗夜里的实行者，自己这种掉弄笔墨的生涯，究竟也还是闲人之业。目前所能做到的，大约也只能是以译代作了。无论为革命或是文学自身计，他都认为，在介绍苏俄的理论的同时，有必要更多地引进相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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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沙俄时代的作家来，苏联作家还欠深刻，但却分明显示了一种新的现实。鲁迅除了从中翻译成《竖琴》和《一天的工作》两个短篇集子外，还译了两部长篇：一部是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一部是法捷耶夫的《毁灭》。前者是“同路人”的作品，后者是实际的革命者的作品；前者有着难以掩盖的绝望的氛围气，后者在绝望中透露出新生的曙光；前者是一时的稗史，后者是坚实的革命记。两者确乎很不一样，但是写的都是战斗，都是现今的中国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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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十月》来，《毁灭》无疑在更大范围内描画了革命的真实，堪称新文学中的一个大火炬。那里的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是足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它面前淡到毫无踪影的。这样的文字，完全是作者用了自己的生命换来的东西，决非那类才子加流氓式的文人所能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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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以及出身于知识分子而终于成为大众的先驱者莱奋生的描写，是鲁迅最感兴趣的。美谛克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的果实。这样的矛盾的知识者，是很可以使中国的读者照见自己的面影的。作为游击队中最有教养的人，莱奋生也并非“突变”过来的。他严于解剖自己，克服自己，即令有所省悟，也支付了许多经验的代价。当他以“较强”者和大众前行，而又得不到大家的同情的时候，就必须于审慎周详之外，自专谋划，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得施行权力。虽然同是人们，同无神力，却又非美谛克之所谓“都一样”，正如他自己所作的结论，他要比美谛克坚实得多，他不但希望了许多事，也做了许多事——这是全部的不同。然而，即如对于这样的坚实的革命者，在小说中也时有动摇、失措之处，所率的部队也终于在敌军的围击下毁灭了。而且突围之际，他还是受了别人的启示的。从藏原惟人、弗里契到苏联的不少文学史，都把莱奋生当作党的代表，鲁迅则把他同美谛克相提并论，独独赞扬了这与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很不相同的“令人扫兴”之处，从评论的人们所有意无意遮掩的地方看出真实的伟大来。在论及袭击团处于解体的前征时，他着意指出：“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为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群是乌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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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谈到《十月》，也有着同样的对于极左思想的批判：“《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但这确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书中所写，几乎不过是投机和盲动的脚色，有几个只是赶热闹而已，但其中也有极坚实者在内（虽然作者未能描写），故也能成功，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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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初由《萌芽》月刊连载，结果因为刊物遭到查禁而被腰斩。后来，与《十月》等十种小说和剧本一起列入鲁迅手编的《现代文艺丛书》，计划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由于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而中国书店的胆子也特别小，神州国光社终于声明毁约：已交的译稿当然收下，尚未完成的万勿再译了。这样，除了《十月》、《浮士德与城》、《铁甲列车》和《静静的顿河》等四种得以出版外，《毁灭》便成了“不准出生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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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念是不能摧毁的。鲁迅坚持翻译，重复整理。力求译本在拖延的产期中变得更为完善。1931年9月，在大江书铺的产院里，《毁灭》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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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当局的迫害，小说出版时略去了《作者自传》、《关于〈毁灭〉》、《代序》及《译者后记》等篇，仅存本文，连译者的署名也换为“隋洛文”。印数也极少，只可在内山书店和个别的小书店里默无声息地陈列和发行。尽管如此，它还是被国民党中央党部密令查禁，并勒令销毁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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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岂能被毁灭？鲁迅决计由自己拿出一千元现洋，假托“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这次出版，不但把有关评论及附加的各部分加了进去，还重新设计，扩大为32开，封面用厚布纹纸，并特意从原来的六幅插图中选出《袭击队员们》印上去，内文则用重磅道林纸，简直是豪华本！这回，译者“隋洛文”也不见了，在褴褛然而英武的一列游击队员下面，赫然出现为大家所熟悉的名字：“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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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的，还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以及《士敏土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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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所叙，是一支铁的奔流一般的民军，通过高山峻岭，大风雨，饥饿与死，最终和主力军相联合的过程。本书原系鲁迅特约在苏的曹靖华翻译的，并且随同《毁灭》等列入《现代文艺丛书》。书店毁约后，鲁迅陆续通知各位译者停译，而独不告诉曹靖华。凡他所决心要做的事情，是必须做完的。他不但隐瞒了出版方面的实情，怕因此影响译者的情绪，而且不断给予关怀和鼓励。在一封复信中，他表示说：“此时对于文字之压迫甚烈，各种杂志上，至于不能登我之作品，介绍亦很为难……但兄之《铁流》，不知已译好否？此书仍必当设法印出。”从1930年初至1931年底，为了《铁流》的翻译出版，两地往返通信达几十次，而且，全都在独裁者的密网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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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像深爱着《毁灭》一样深爱着《铁流》的。为了它们的出版，他曾亲拟过形式不同的三种广告。关于《铁流》，他称“意识分明，笔力坚锐，是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铁流》的印刷一样是精美的，所以，他在编校后记中颇为自得地说：“我们这一本，因为我们的能力太小的缘故，当然不能称为‘定本’，但完全胜于德译，而序跋，注解，地图和插画的周到，也是日译本所不及的。只是，得到攒凑成功的时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异从前了；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委宛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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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网”是一大苦事。然而，由此而显示了生存的意志，故也未尝没有快意的地方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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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十四、 大旗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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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空前危难的时刻，他仍然没有放弃阶级的抗争。他太执著于久积的奴隶的愤苦了，他要掀掉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腐朽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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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救亡，一面启蒙。他肩负着双重的历史使命，以个人的独特的方式和姿态，加入战斗的集体，且有别于战斗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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