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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找出《文学月报》，翻看了一下《汉奸的供状》，认为很有点流氓气，并且表示说，刊物倘能自行纠正当然是好的。冯雪峰听了，就请他出面写一篇文章，代表左联说说话。“由我来写一点也可以，”鲁迅沉吟了一会，说，“不过还是用个人名义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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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终于在《文学月报》登出来了，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写给周扬的，题目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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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芸生的诗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开首的对于姓的开玩笑，很使他想起四年前那杜荃称他为“封建余孽”一类的谩骂，其实捡得这样的材料，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在他看来，倒是十分“封建的”。恶作剧的重演，封建意识的复活，不能不引起他特别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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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他再次阐述了他的革命观。他说，无产者的革命，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应当有大众的裁判，决不能由某个什么人的一句话轻易地裁定生死的。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倒也没有乱杀人；俄国的十月革命，也都保留了皇帝的宫殿。中国的作者，却将革命者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未免太卤莽，太想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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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仔细想来也不足怪，不是说过“流氓的变迁”吗？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宗遗产哩！如何对待这份遗产，是承受还是抛弃？他认为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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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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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本文开头是说了《文学月报》的一些好话的，如对提出了几位新作家，打破近些年来看重名流的沉闷局面等，就曾指出是一种好事情；而且，本文所说也是一番公意，他根本没有想到发表以后会遭到恶意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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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化》第二期发表了标题为《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的文章，公开为芸生和编者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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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责鲁迅向“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贩卖手”“作调和”，“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主义的色彩”，“和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无分轩轾”，是一样在“必须肃清”之列的。还说，鲁迅的批评“空喊和平”，“等于基督教徒的反对战争一样”，与考茨基的“和平革命论”，“戴白手套革命论”的谬论是同样性质的。文章反驳说，鲁迅的不要把革命者涂成吓人的鬼脸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种多余的顾忌，“将会走到动摇妥协的道路”；至于说革命的敌人不是提笔可以判定生死的话，则是“把普洛文化运动任务估计过低，把我们的诗人与斗争的实践分离”，“是极危险的右倾的文化运动中和平主义的说法”。对于鲁迅的态度，文章借用他的原话歪曲说，是“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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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句话显得分外刺眼：“我们党的一时愤恨之余的斥骂，也并不怎样就成为问题的。”——“我们党”！什么党？如果就这样的可以动辄奉旨申斥，任意罗织人罪，与国民党有什么区别？革命的前途，难道只在于变换一个“党”的招牌，而无须根本的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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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许多攻击性的词句，如“小资产阶级意识”、“动摇性”等等，都是当年创造社曾经使用过的。你怎样解释这样一种历史的巧合？《现代文化》是紧接着《文学月报》的被禁而创刊的，刚创刊就发表文章声援另一个刊物的作品，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下决心这样延续下去吗？一个人呢，还是一群人？再看署名：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假名夹杂真名，居然还造了一个郭冰若，令人疑是郭沫若的错排者——简直卑劣！老祖宗的遗产非这么背着不可，欣欣然不肯放下！——与其说，文章令他读了愤慨，无如说思虑和悲哀更切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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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信去质问，但结果，用他的话来说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这是事情为他布下的对周扬的第一个疑点。随着周扬在1933年以后做了左联的党团书记起，他的不信任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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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首甲等的文章，瞿秋白写了《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两文，批评了芸生和首甲等用辱骂代替真正的理论批评的错误，并且认为，鲁迅的信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文章写得并不激烈。毕竟是内部批评。奇怪的是，它们结果都没有能够发表，只是以文稿的形式在抽屉里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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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丁玲失踪与杨铨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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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以后，每临岁暮，大约都会撩动某种感旧的情怀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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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最后一天，鲁迅为郁达夫和几位日本朋友写了几幅字，均系自作的旧诗，其中赠滨之上的一首写道：“故乡黯黯锁玄云，遥夜迢迢隔上春，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故乡，再度成为他心中的主题音乐。愁思缭绕，低回无已。另外写泽畔诗人，写严装娇女、皓齿吴娃，也都与故乡相关。“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有谁不动情于子规的啼唤呢？离开绍兴已经十年，虽或有过乡思，也不如近日的强烈。何以如此，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难道人真的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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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历除夕。他特意邀来冯雪峰，一起吃了夜饭，又携同海婴一起登上屋顶，燃放了十余枚花爆。两年不曾这样度岁了。他真想热闹一番，借此摆脱所有的烦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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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上却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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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燃放爆竹，在中国民俗中具有祝福的意味，那么，命运的安排适得其反。在新的一年里，无论国家或个人，环境都是全所未有的险恶。本来，他打算在年内携带家眷省母的，却不得不因时局的变化而取消了。文章也真个没有写处，只好不断变换笔名，以逃避审查官的耳目。即使得以发表，也往往面目全非，甚至被抽得连一根骨头也不剩。在上海，友人本来不多，半年之内就有一个失踪，一个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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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根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在热河的二十万驻军不战自溃，致使关内的大片土地相继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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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阶级矛盾，反而给权力者造成了加强统治的机会。国民党政府除了继续出动军队围剿中央苏区以外，仍然以通缉、绑架、囚禁、酷刑、虐杀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压制知识界中反党治和反内战的运动的同时，强化党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训政”的招牌下，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乃至一个领袖。对于大独裁者来说，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点缀品或代偿品，在个人或集团的权力位置没有受到致命的威胁之前，对于国内人民，是决不会放弃其铁腕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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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将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一个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以及争取公民权利为职志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932年12月间正式宣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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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她以在国内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以及业已形成的国际声望，成为被蒋介石所控制的国民党以外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被誉为中国惟一的由一个妇女组成的党。蒋介石忌恨她，但也畏惧她。她无疑是孙中山学说的最好的理解者和继承者，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最坚苦的实践者之一。虽然，她的行动受到监视，但是绝不放弃为富于人道主义的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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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被推举为副主席。这个在知识界颇具影响的人物，曾经是“清党”的支持者，现在相反走上了保护政治异端的道路。他所在的研究院，上海亚尔培路三三一号，成了民权保障同盟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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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邀请入盟的信。关于蔡元培，虽然个人交谊不算很深，但却在职业和生活问题上不只一次领受过他的帮助，私心是感谢他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极其昏庸的举动，远的如压制学生运动，近的如支持“清共”，都为鲁迅所反对。至于与政府分庭抗礼，发起组织民权保障同盟，鲁迅认为，这在他是极其难得的，于是立即表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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