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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所有的抗议都是徒劳的呼喊。紧接着丁潘失踪,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的事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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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租界出现政治暗杀,这还是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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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铨,字杏佛,江西玉山人。他十八岁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后因袁世凯窃据大权,一度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仍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他主办《民族日报》,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表现了罕有的政治热情。国民党清党期间,由于他的激进,曾经被右派一度扣押于上海警备司令部,拟同被捕的共产党人一同处决。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时,创办中央研究院,命他为总干事。他精悍、机敏,具有很强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作为民保盟的总干事,每次开会都由他作报告,各种决议也都主要由他负责执行。春间,他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到处鼓吹人权,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投降政策;稍后,又同宋庆龄等到南京调查监狱,探视狱中的政治犯。这样,他自然就成为蒋介石眼中的一枚钉子,被拔除的局面是不可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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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杨铨,便可以给宋庆龄和蔡元培造成足够的心理威胁,这种“杀鸡儆猴”的作法在中国政治中屡试不爽。由于地位不同,声望不同,对付的办法很可以两样。而对于现在的这种结局,杨铨不是没有估计到,只是不加防备而已。他的朋友几次告诉他说,有人正在计划杀害他,但他早已抱定牺牲的决心,对孩子们说:“即使我遭到不测,你们也会有人照顾的。”牺牲前两天,他特意探望了宋庆龄,拿出几周来接到的许多恐吓信,还有信中夹寄的子弹,并转述朋友的口头警告,希望宋庆龄多加保重。而他自己,则出入如常,工余照例骑马,照例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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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到了杨铨的活动习惯之后,复兴社特务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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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清晨,杨铨头戴呢帽,身穿鹿皮上衣和骑马裤,带着十四岁的长子小佛一起登上纳喜牌汽车,预备到大西路换马郊游。车子刚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就遭到了袭击。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人们发现,杨铨已经身中数弹,仆倒在小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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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杨铨的接触,开始于民保盟上海分会成立前后。虽然时间不长,一起聚会和活动的机会也不太多,但是对于这位热血男儿,鲁迅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曾经这样对人说过,杨铨本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至于要同情共产党,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作为一个从事科学的人,能够如此关注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实在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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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开会,杨铨总是事前写了便条,请研究院属下的孔敏中驱车把鲁迅接到亚尔培路,会后则由他自己亲自陪送。在接待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时,两人的接触多一些。在宋庆龄的院子里,杨铨亲自为鲁迅等七人拍了一张照片,并单独同鲁迅合影过。6月12日,鲁迅还曾接到杨铨的来信和他为自己加洗放大的照片。想不到一周间,再也看不到带麻点的脸上那双乌亮、热情而智慧的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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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接到内山的电话,立刻赶上汽车,驰往本部。许广平担心他的安全,跑到内山书店等他。归来时,大家向他诉说各自的忧虑,他听了颇不以为然,说:“管他呢!就算被杀死又打什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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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冯雪峰到寓所里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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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杨铨被害的情形,他认为,汽车被打烂,人被打死,而小孩未受伤,可见杨铨当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边分析,一边感叹道:“就说动物罢,也有动物的本性,临难时也先救护幼小者。有后代,才有将来……”对于杨铨临死时所表现的镇静的态度和人性的流露,他表示非常敬佩。在赞美的语调中,表现了他的深切的痛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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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铨入殓的当天,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走时,他没有带钥匙。并非因为他健忘。他已准备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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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林语堂没有去,这使他很不满。送殓回来,正好看见林语堂的约稿信。这是什么时候?竟然有心思打油!愤慨之余,他立即草了一封短简作复:……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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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前两天,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还这样谈及中国当局的残虐:……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送殓归来,晚上他写了一首七绝给许广平看,次日又另抄了赠与日本朋友。在诗里,他倾吐着内心未尽的悲愤。诗云: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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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过了一周,他又作了两首旧诗,自抒怀抱。其中一首云:如磬夜气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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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丁玲失踪和杨铨之死,像两块磐石,一直压在心头。何者为生?何者为死?生死予夺的大权已为权势者所掌握,实在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既如此,“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也就自然成了鲁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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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谣言四起,各处风传杨铨被刺后,接着又将杀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了。有一份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执行行刺任务的特务的代号。鲁迅和杨铨名下的代号完全相同。鲁迅在信中玩了点“黑色幽默”,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不过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吓来自“文虻”。还在丁玲失踪后不久,一连五六天,都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的支店询问他的住址。他估计也无非是文人所为。然而,恐怖是确乎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难于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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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中国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际,仅有六七个弄笔之徒名列“该死之榜”,也不必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的罢?由是,他下断语道:“智识者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至于自己,他在给山本初枝的信里说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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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不搬家,也不避居,虽然内山书店是不常去了,但呆在家里,仍然照样写些骂人的东西。说到底,他也只有这些骂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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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铨死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一个很有生气的民间组织,经过大半年的反抗与挣扎,终于在无声无息中解散了。可见,铁腕政策也不是没有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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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萧伯纳在上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杂感选集》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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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成了政治家的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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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家里,瞿秋白前脚刚跨出大门,后脚就又踏进来了。这时,正值鲁迅加入民保盟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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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萧伯纳乘坐周游世界的英国船到达上海。这位著名的英国剧作家,早年参加过改良主义的费边社,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同情和赞美苏联。在他的作品中,辛辣地抨击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而与下等人相亲近。在他未到中国之前,上海新闻界舆论界就已经变得热闹起来了,或呼之为“和平老翁”,或责之以“宣传共产”,或借机宣扬好政府主义,不一而足。中国人都很知道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敌,谁的太太的生日在哪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伯纳并不了解,他的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罢了。各种说法,虽然彼此矛盾,但还是以厌恶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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