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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所有的抗议都是徒劳的呼喊。紧接着丁潘失踪，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的事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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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租界出现政治暗杀，这还是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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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铨，字杏佛，江西玉山人。他十八岁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后因袁世凯窃据大权，一度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仍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他主办《民族日报》，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表现了罕有的政治热情。国民党清党期间，由于他的激进，曾经被右派一度扣押于上海警备司令部，拟同被捕的共产党人一同处决。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时，创办中央研究院，命他为总干事。他精悍、机敏，具有很强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作为民保盟的总干事，每次开会都由他作报告，各种决议也都主要由他负责执行。春间，他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到处鼓吹人权，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投降政策；稍后，又同宋庆龄等到南京调查监狱，探视狱中的政治犯。这样，他自然就成为蒋介石眼中的一枚钉子，被拔除的局面是不可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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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杨铨，便可以给宋庆龄和蔡元培造成足够的心理威胁，这种“杀鸡儆猴”的作法在中国政治中屡试不爽。由于地位不同，声望不同，对付的办法很可以两样。而对于现在的这种结局，杨铨不是没有估计到，只是不加防备而已。他的朋友几次告诉他说，有人正在计划杀害他，但他早已抱定牺牲的决心，对孩子们说：“即使我遭到不测，你们也会有人照顾的。”牺牲前两天，他特意探望了宋庆龄，拿出几周来接到的许多恐吓信，还有信中夹寄的子弹，并转述朋友的口头警告，希望宋庆龄多加保重。而他自己，则出入如常，工余照例骑马，照例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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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到了杨铨的活动习惯之后，复兴社特务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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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清晨，杨铨头戴呢帽，身穿鹿皮上衣和骑马裤，带着十四岁的长子小佛一起登上纳喜牌汽车，预备到大西路换马郊游。车子刚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就遭到了袭击。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人们发现，杨铨已经身中数弹，仆倒在小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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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杨铨的接触，开始于民保盟上海分会成立前后。虽然时间不长，一起聚会和活动的机会也不太多，但是对于这位热血男儿，鲁迅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曾经这样对人说过，杨铨本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至于要同情共产党，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作为一个从事科学的人，能够如此关注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实在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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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开会，杨铨总是事前写了便条，请研究院属下的孔敏中驱车把鲁迅接到亚尔培路，会后则由他自己亲自陪送。在接待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时，两人的接触多一些。在宋庆龄的院子里，杨铨亲自为鲁迅等七人拍了一张照片，并单独同鲁迅合影过。6月12日，鲁迅还曾接到杨铨的来信和他为自己加洗放大的照片。想不到一周间，再也看不到带麻点的脸上那双乌亮、热情而智慧的眼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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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接到内山的电话，立刻赶上汽车，驰往本部。许广平担心他的安全，跑到内山书店等他。归来时，大家向他诉说各自的忧虑，他听了颇不以为然，说：“管他呢！就算被杀死又打什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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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冯雪峰到寓所里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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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杨铨被害的情形，他认为，汽车被打烂，人被打死，而小孩未受伤，可见杨铨当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他一边分析，一边感叹道：“就说动物罢，也有动物的本性，临难时也先救护幼小者。有后代，才有将来……”对于杨铨临死时所表现的镇静的态度和人性的流露，他表示非常敬佩。在赞美的语调中，表现了他的深切的痛惜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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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铨入殓的当天，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走时，他没有带钥匙。并非因为他健忘。他已准备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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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林语堂没有去，这使他很不满。送殓回来，正好看见林语堂的约稿信。这是什么时候？竟然有心思打油！愤慨之余，他立即草了一封短简作复：……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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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前两天，在给曹聚仁的信中，他还这样谈及中国当局的残虐：……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送殓归来，晚上他写了一首七绝给许广平看，次日又另抄了赠与日本朋友。在诗里，他倾吐着内心未尽的悲愤。诗云：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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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过了一周，他又作了两首旧诗，自抒怀抱。其中一首云：如磬夜气拥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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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丁玲失踪和杨铨之死，像两块磐石，一直压在心头。何者为生？何者为死？生死予夺的大权已为权势者所掌握，实在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既如此，“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也就自然成了鲁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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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谣言四起，各处风传杨铨被刺后，接着又将杀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了。有一份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执行行刺任务的特务的代号。鲁迅和杨铨名下的代号完全相同。鲁迅在信中玩了点“黑色幽默”，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不过他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半的恫吓来自“文虻”。还在丁玲失踪后不久，一连五六天，都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的支店询问他的住址。他估计也无非是文人所为。然而，恐怖是确乎存在的，所以在信上，也便有了“难于行路”，“不能公然走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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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中国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际，仅有六七个弄笔之徒名列“该死之榜”，也不必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的罢？由是，他下断语道：“智识者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至于自己，他在给山本初枝的信里说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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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不搬家，也不避居，虽然内山书店是不常去了，但呆在家里，仍然照样写些骂人的东西。说到底，他也只有这些骂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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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铨死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一个很有生气的民间组织，经过大半年的反抗与挣扎，终于在无声无息中解散了。可见，铁腕政策也不是没有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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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萧伯纳在上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杂感选集》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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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成了政治家的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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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家里，瞿秋白前脚刚跨出大门，后脚就又踏进来了。这时，正值鲁迅加入民保盟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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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萧伯纳乘坐周游世界的英国船到达上海。这位著名的英国剧作家，早年参加过改良主义的费边社，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同情和赞美苏联。在他的作品中，辛辣地抨击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而与下等人相亲近。在他未到中国之前，上海新闻界舆论界就已经变得热闹起来了，或呼之为“和平老翁”，或责之以“宣传共产”，或借机宣扬好政府主义，不一而足。中国人都很知道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敌，谁的太太的生日在哪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伯纳并不了解，他的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罢了。各种说法，虽然彼此矛盾，但还是以厌恶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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