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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中国式的法西斯”流行之际，仅有六七个弄笔之徒名列“该死之榜”，也不必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的罢？由是，他下断语道：“智识者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至于自己，他在给山本初枝的信里说道：“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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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的第一个决定是不搬家，也不避居，虽然内山书店是不常去了，但呆在家里，仍然照样写些骂人的东西。说到底，他也只有这些骂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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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铨死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一个很有生气的民间组织，经过大半年的反抗与挣扎，终于在无声无息中解散了。可见，铁腕政策也不是没有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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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萧伯纳在上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杂感选集》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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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成了政治家的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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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家里，瞿秋白前脚刚跨出大门，后脚就又踏进来了。这时，正值鲁迅加入民保盟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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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萧伯纳乘坐周游世界的英国船到达上海。这位著名的英国剧作家，早年参加过改良主义的费边社，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同情和赞美苏联。在他的作品中，辛辣地抨击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而与下等人相亲近。在他未到中国之前，上海新闻界舆论界就已经变得热闹起来了，或呼之为“和平老翁”，或责之以“宣传共产”，或借机宣扬好政府主义，不一而足。中国人都很知道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敌，谁的太太的生日在哪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伯纳并不了解，他的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罢了。各种说法，虽然彼此矛盾，但还是以厌恶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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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读过萧的作品和传记，仅仅因为痛快淋漓地撕掉绅士们的假面，就足够使他喜欢了，何况还有那么多为他所讨厌的人讨厌萧？在萧来沪的前两天，他写了一篇《萧伯纳颂》，称萧为“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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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午后，他接到蔡元培的信，说萧现在就在孙夫人家里吃午饭，教他赶紧去。当他来到宋庆龄家里时，午餐已经吃了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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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他和萧没有交谈，彼此间只讲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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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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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变老时，将来还会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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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过相以后，大约两点左右，鲁迅随同萧等一起来到名叫“世界学院”的大洋房。在这个笔会的欢迎会上，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五十多人合起围来，向萧提出各式各样的质问，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3点过后，返回宋庆龄的家里，又有四五十人在等候萧，排成半圆阵，纷纷质问，一样好像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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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回到家里，鲁迅就把欢迎萧的情形对瞿秋白说了。他们同时觉得：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就有这么多的故事和议论，倘是别的文人，未必会如此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倘若能够把报刊所有的捧与骂的文章收集起来，剪辑成书，当是一份重要的文献。然而，这工作，何以不亲自动手呢？当下商量的结果，由许广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带，买来各种报纸，再由鲁迅和瞿秋白把需要的材料圈定，然后由许广平和杨之华一同剪贴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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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合作的结果，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后，遂以一种完整而有意味的形式呈现于读者之前：《萧伯纳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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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的名义，由野草书屋出版。其中有个人的文章，鲁迅、郁达夫、林语堂、张资平、胡适等，都一并包括在内，还有中外报纸的评论，萧伯纳在香港、上海、北平的谈话。此外，有的地方还加了按语。前记系瞿秋白所作，鲁迅写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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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序文里，他指出，本书是一面大镜子，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各各显出藏着的原形。胡适博士的所谓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欢迎之说，他表示特别反感，讽刺地称之为“中国学者的巧妙”。结末他认为，凡此种种人物及所玩的花样，都不出“旧传的脸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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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里有一段话说：“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萧如此，鲁迅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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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出发，是不能不为叛徒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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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叛徒，自然也就有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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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立左右以听差遣的贾桂一类自不待言，连一贯标榜自由中立的知识阶级，到了关键时刻，也都往往把口头上的一点“自由”自动奉还权力者。曾几何时，胡适与他的新月派朋友还在大谈其“自由”、“人权”，现在却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座上客，但不久，又摇身一变而为统治集团的要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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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以后，北平很快有了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分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分会成立的当天，即发电中央，要求免去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的职务，惩办枪杀《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的凶手。第二天，市党部对北平分会予以否认，并通知市政府军警机关勿予备案。对此，胡适发表谈话说：民权保障同盟系根据中华民国的约法组织，若说非法，则法将何解？那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出版法与民众团体登记条例等，也当予以废除了。抗议的调子虽然温和，毕竟表明了一个人权领袖所应持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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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收到一份《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其中揭露了反省院里种种非人道的情形，于是提交给民保盟。在临时执委的会议上，决定将控诉书分送中西各报刊登，并写有缘起，明确提出：“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胡适收阅了史沫特莱航寄的英文本，很不满意，接连给蔡元培和林语堂写了两封信，否定控诉书的真实性，说反省院中并无酷刑，最大的苦痛，也只是脚上带锁及营养不足二事而已。在后一封信里，居然写了这样近于要挟的话：“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不等朋友的复信，也不待总会的答复，他跟着致函《燕京新闻》及其他几家报社，指责所刊发的控诉书是“伪造的”，并以自己视察反省院的见闻，证实所谓酷刑的毫无根据。与此同时，又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公然反对总同盟关于释放政治犯的主张。他说：“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在与《字林西报》记者谈话时，他继续指责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认为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俨然政府当局的辩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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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胡适这种公开反对会章，攻击会务的表现，总盟临执会曾两次致电要求他作出解释并公开更正，他没有答复。3月3日，民保盟开会决议，开除胡适的盟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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