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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对鲁迅及其杂感作如此全面的高度的评价，瞿秋白还是第一人。这篇序言侧重鲁迅的战斗进取的方面，多次强调后期的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在线性的描述中，多少使一个内涵丰富的鲁迅简单化了。其中，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论述，其实是并不确切的。它只是从肯定鲁迅的角度，再次重复了当年创造社关于鲁迅立场“转换”的说法而已，却成为此后的鲁迅思想“飞跃”说的滥觞。文中，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独立性估价不足，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局限和性格的弱点。无论是作为共产党人，或是作为知识分子，可以说，他都不曾获得独立的人格。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整个的思想运转过程都在于适应而非创造。他说：“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这样，也就自行抽掉了思想的自主原则。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的处境十分恶劣，心境也渐趋颓唐。这时，虽然他并不认为中央路线和国际路线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是又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对于文艺问题，他的意见是明确的，战斗的意气也很热烈，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化的理解。如序文中对尼采主义、集体主义、知识分子、落后的国民根性的分析，都留有左倾的色彩。而鲁迅不同，包括他的集体观念在内，都是以一种自由体验为基础的。序言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称鲁迅的杂文为“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但是，由于过分强调思想战斗的意义，以及杂文观念的革新，因而多少忽略了在审美方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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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皇大论，虽或未尽确当，且有政论化的味道，但是鲁迅读来却有着从未尝试过的满足感，至少，它表达出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的本意。正是在攻击和改造社会这一根本意义上，他才如此地偏爱杂感。虽然，对于小说创作，也都不无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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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鲁迅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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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新村是一家私营银行专为出租而造的住宅群，一式的红砖三层楼建筑。这带地方属“越界筑路”区域，可以说是半租界。鲁迅寓所的西郊，住的是白俄巡捕，东邻是日本人。他是以内山书店职员的身份住在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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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川公寓，由于党部的“通缉令”尚未撤消，在同胞的包围中间生活是很不安全的。来到大陆新村以后，周围的脸孔变得陌生起来了，而外国人的气焰又不免使人气恼。迁居未久，只因为海婴在前门玩耍时，不慎弄坏了日本孩子的玩具，从此改从后门进出，把前门的铁栅门用黑铁皮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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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东照里只隔一条马路，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往来也就更加频繁了。鲁迅过去时，喜欢夹一个黑印度绸书包，内中装着各类杂志、小说、纸笔，还有糖果。晚间，要是附近的面包店烤好面包，他也会偕同许广平趁热送去，借此亲炙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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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的机会太少了。7月，瞿秋白夫妇离开东照里。辗转半年，终于到了诀别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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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瞿秋白动身前往中央苏区。他的生命从此变得相当暗淡，接着，就在渊默中沉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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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明枪暗箭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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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鲁迅将自己的两种小说集赠与日本友人山县初男，并且都题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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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上面题的是：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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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所谓“文网”，对他来说，又何止乎通缉？何止乎查禁和删改作品？现在，他已经陷入上海滩文人——他称之为“狐鼠鬼蜮”、“文虻”、“富家儿的鹰犬”、“叭儿与无赖”、“覆面英雄们”——的恫吓、诽谤和攻击之中。诗中的“怪圈”现象，并非专指“呐喊”时期。1933年比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而且是愈来愈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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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不最后放弃战斗，就必须承担这种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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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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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年底，黎烈文编辑《申报》副刊《自由谈》，请郁达夫约稿，鲁迅从此成为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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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最老的报纸进军，体验新文学胜利的愉快，这并不是重要的，他所以乐于为《自由谈》供稿，主要出于新的战略考虑，即走出左联刊物因为压迫而日益缩小的范围，打破封锁，谋求更大的社会影响。目下，可登载这类东西的地方已经不多，仅《现代》、《涛声》、《论语》、《申报月刊》、《文学》寥寥几家而已。他给《自由谈》的稿子不少，平均每月八九篇；但不久，又得使用笔名如“丁萌”、“何家干”之类，而终至于接连地不能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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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谈”本来就没有，政府所准予的自由只能是伪自由。对于做编辑的苦衷，鲁迅是深有体会的，他曾经写信给黎烈文说：“有人中伤，本亦意中事，但近来作文，避忌已甚，有时如骨在喉，不得不吐，遂亦不免为人所憎。后当更加婉约其辞，惟文章势必至流于荏弱，而干犯豪贵，虑亦仍所不免。希先生择可登者登之，如有被人扣留，则易以他稿，而将原稿见还，仆倘有言谈，仍当写寄，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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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偶一翻报，忍不住又写出一篇《“多难之月”》来，于是补写一信寄出：晚间曾寄寸函，夜里又做一篇，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倘不洗心，殊难革面，真是呜呼噫嘻，如何是好。换一笔名，图掩人目，恐亦无补。今姑且寄奉，可用与否，一听酌定，希万勿客气也。禁者自禁，违者自违。鲁迅总算在《自由谈》上不自由地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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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间，由于过分沉重的压迫，《自由谈》编者刊出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正如鲁迅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作家，又怎么可能做到呢？至少对他本人是这样。虽然从6月起不断使用笔名，弄得那些官派的检查员胡乱删削，看文字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呜呜不已；而在谈风月的名目下，他一样谈风云，写对于时局的愤言。他以编者的启事为界，把上半年的杂感名为《伪自由书》，下半年的叫做《准风月谈》，恰好配成一副对子，其意谓：经过检查，经过删改，经过钦定，“自由书”固属假冒，准而不准，“风月谈”又如何可以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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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间，因为所谓“文虻”，而耗费的精神不少。他虽然给自己制订了一条“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的方针，无奈天生的脾气，一看这类的东西，总免不了要生气，即使怎样修炼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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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用来还击的文字，于他还是吝啬的。文章的战斗，大家本当用笔的，而一面另用阴谋，专持扫帚，还有什么战斗可言！他藐视它们，根本不愿意为此花费弹药，他的死敌从来是权力者及其帮凶。不过，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一批“文虻”的跳踉也不无认识的价值的。“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他深知，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于是用了剪刀和笔，把“文力征伐”的材料粘连成“后记”，让《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各各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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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对于这类文人的鬼把戏，从一开始，他就看透了它们的命运，并不以为意的；可是，想到自己的杂感竟因这类东西的跋扈而生存，而生长，却又不免有些痛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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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风月谈》的后记里，他慨然叹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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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回来后，便有小报登载消息说：鲁迅要出版一本新著，书名叫《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所谓“三嘘”的对象是：梁实秋、杨邨人、张若谷。实际上的情形，和新闻报道的很有些两样。原来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到几个人的文章时，鲁迅曾经说过：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不过，这几个人中间确有杨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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