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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76 他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但很短,要求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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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78 信上,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休士他是见过的,但他认为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人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的。后来提到为此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的暗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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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80 《文学》第三号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回复鲁迅的函件。伍实的函中解释了为文的本意,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从文学社的立场,对《休士在中国》的发表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能取得鲁迅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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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82 上海《新垒》月刊发表文章,题目叫《文学社向鲁迅磕头》,对编者与作者之间的这种正常的函件往来实行攻击,说:“鲁迅之威风,文学会之驯服,至此我们才知文坛权威左联领袖之尊贵,才见到一幅文坛奴才的写真”;“鲁迅以父系制度时代的亲权,再加上一个左联背后的政权,当然要严加斥责,而《文学》不能不作贤妻孝子的表示了”。鲁迅不但没有代表任何政权或党派,也从来未曾做过什么领袖导师之类,更没有那种生杀予夺戏弄威权的表示,而事实上他也无权可弄。倒是从此以后,由编者的聊以塞责、患得患失而推定《文学》的“未必高明”,从而渐就回避了,直如他所说的那头躲进深山密林里舐伤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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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84 当然,在鲁迅与傅东华之间,也还保持着某种表面上的周旋,如继续给《文学》供稿,推荐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等,这是他基于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的认识,而不得已采取的变通手段。水至清则无鱼。当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已经被权门所垄断或被俗物所把持,你当置文学于何地呢?只好迂回着干大众的事业。这是无法可想的。像他这样个性倔强的人,做起这些违拗本性的事情来,是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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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86 两年后,傅东华因私事求助于他,他一样没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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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88 傅东华的儿子傅养浩得了伤寒症,多方延医,却日见严重。后来,傅东华打听到鲁迅认识福民医院的院长,便托黄源求告鲁迅,希望能请这间医院的医生诊治。鲁迅是学过医的,知道这种致命的疾病,闻讯十分焦急,立即和黄源赶到福民医院,把小山濠一医生请到傅东华家里。诊毕,再由鲁迅陪送小山濠一返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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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90 结果,傅养浩被送进福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鲁迅还曾几次前往探望。这种殷勤,傅东华是不无感动的。傅养浩出院后,傅东华专门写了一封信向鲁迅致谢,鲁迅没有回复。他没有必要回复。因为奔走的本意,乃在“救救孩子”,并不是为了傅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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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92 鲁迅逝世时,在众多的吊唁的人群中间,有一个十七岁的学生。他是特地向学校请了假,跑到万国殡仪馆里来的。在鲁迅的遗体前,他眼含热泪,恭恭敬敬地鞠躬三次,还是不忍离去。他就是傅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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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94 在他的心中,鲁迅是使他重获第二次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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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96 1933年临近结束的时候,在上海文坛,还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围绕着《庄子》与《文选》问题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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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298 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登出施蛰存按表格填注的书目,一共两项,在“欲推荐于青年之书”一格写着:《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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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00 这份书目不能不引起鲁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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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02 《大晚报》固然是对他攻击最烈的一份报纸,而类似的书目,十年前也曾由《京报副刊》征求过一班名流的意见。当时,他自己所作的答复,不是遭到普遍的攻击吗?然而,中国的事情总是翻来覆去,所谓新问题其实还是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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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04 由施蛰存的一份书目,鲁迅不禁联想到青年当中许多复旧的现象:学写篆字,填词,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诗写成方块,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同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的是,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这些新青年,进的是学校,丝毫没有沾染过八股毒,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时,他又想起了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甲午战败以后,他们要“维新”,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和《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对人却毫不愧色。他们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当然不会感到有什么可羞愧的。如此看来,历史岂非倒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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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06 他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一文,并加一条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用一个“忆”字把两段时间连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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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08 文中以一个显豁的比喻,对“反复”的历史性现象做出警辟的提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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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10 鲁迅批评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非专为施蛰存而发。而施蛰存看了,总觉得是针对他的,于是立即起而辩难,写了《〈庄子〉与〈文选〉》,鲁迅答以《“感旧”以后(上)》;同一天,又连带写下《“感旧”以后(下)》;虽然不是直接与施文有关。接着,施蛰存写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等,一直纠缠不放。鲁迅也真韧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称之为“洋场恶少”。在《扑空》、《〈抄空〉正误》、《答“兼示”》之后,他又以不同的笔名,分别写了《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至此,论争才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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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12 双方论争的一个重大触点是: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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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14 鲁迅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考察。他以刘半农为例,批评了当年白话运动中的一些战士,他们因胜利而爬了上去,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反而将它踏在脚下,拿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他提出继续“为白话战斗”的论题,指出:必须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所谓语文的新生,就是大众语的实现。而语言同大众的结合,在鲁迅看来,还是表层意义上的问题。关键是思想的施入。在白话运动中,鲁迅就极其看重思想革命,他始终把语言当作思想的载体。在这场论争中,他反对在古书中寻活字汇,字汇所表达的是僵死的思想,即使能使字和词复活,也无非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徒具满身的珠光宝气而已。人生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十百万的活人在创造。而施蛰存却向青年推荐《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用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孔孟且不说,《家训》的作者,及其中所记的齐士,自身为儒士,却又归心于佛,或教子弟习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贵人——胡人。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也是一样的思想:自己念佛,让子弟学“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但现在,这样的“二重思想”者也不少。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论危机,与北朝时期很有相似的地方。然而,当此变化急速、斗争剧烈之际,“颜氏的渡世法”难道会是有益于青年的吗?鲁迅在先后两篇文章中一同指出:在中国社会上,保持这种“颜氏式道德”、“北朝式道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有荡涤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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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16 在论争中,鲁迅以他惯用的“春秋笔法”,旁及第三种人,胡适,“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还有谣言文学,以及二丑艺术等等。因为讽刺的尖刻,使得文章也发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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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18 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什么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既然如此,对付起来又何必认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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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20 “五四”时代的那种犁庭扫穴的彻底的反叛精神,再度唤起他的追思。十几年过去了,当中国在战争和动乱之后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秩序,这种精神便开始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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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22 他前后写信给北京的台静农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京沪两地虽殊,而时代现象则一。在题《彷徨》的诗中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其实也都不只是对五四退潮时期的写照。今天,白话文已经全面占领了教育和文化阵地,居然还有青年在鼓吹《庄子》、《文选》之类,事情还不可怕吗?既是“新文苑”,又是“旧战场”,处此不尴不尬的历史局面,战斗之余,他是不能没有寂寞、彷徨之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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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324 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进行辩护。此外,又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冷箭。但是,鲁迅没有在同样的反复古的主题底下正面回击他,只有当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而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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