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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但很短，要求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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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上，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休士他是见过的，但他认为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人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的。后来提到为此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的暗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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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第三号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回复鲁迅的函件。伍实的函中解释了为文的本意，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从文学社的立场，对《休士在中国》的发表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能取得鲁迅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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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垒》月刊发表文章，题目叫《文学社向鲁迅磕头》，对编者与作者之间的这种正常的函件往来实行攻击，说：“鲁迅之威风，文学会之驯服，至此我们才知文坛权威左联领袖之尊贵，才见到一幅文坛奴才的写真”；“鲁迅以父系制度时代的亲权，再加上一个左联背后的政权，当然要严加斥责，而《文学》不能不作贤妻孝子的表示了”。鲁迅不但没有代表任何政权或党派，也从来未曾做过什么领袖导师之类，更没有那种生杀予夺戏弄威权的表示，而事实上他也无权可弄。倒是从此以后，由编者的聊以塞责、患得患失而推定《文学》的“未必高明”，从而渐就回避了，直如他所说的那头躲进深山密林里舐伤的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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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鲁迅与傅东华之间，也还保持着某种表面上的周旋，如继续给《文学》供稿，推荐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等，这是他基于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的认识，而不得已采取的变通手段。水至清则无鱼。当所有的出版机构都已经被权门所垄断或被俗物所把持，你当置文学于何地呢？只好迂回着干大众的事业。这是无法可想的。像他这样个性倔强的人，做起这些违拗本性的事情来，是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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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傅东华因私事求助于他，他一样没有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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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东华的儿子傅养浩得了伤寒症，多方延医，却日见严重。后来，傅东华打听到鲁迅认识福民医院的院长，便托黄源求告鲁迅，希望能请这间医院的医生诊治。鲁迅是学过医的，知道这种致命的疾病，闻讯十分焦急，立即和黄源赶到福民医院，把小山濠一医生请到傅东华家里。诊毕，再由鲁迅陪送小山濠一返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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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傅养浩被送进福民医院治疗。住院期间，鲁迅还曾几次前往探望。这种殷勤，傅东华是不无感动的。傅养浩出院后，傅东华专门写了一封信向鲁迅致谢，鲁迅没有回复。他没有必要回复。因为奔走的本意，乃在“救救孩子”，并不是为了傅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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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逝世时，在众多的吊唁的人群中间，有一个十七岁的学生。他是特地向学校请了假，跑到万国殡仪馆里来的。在鲁迅的遗体前，他眼含热泪，恭恭敬敬地鞠躬三次，还是不忍离去。他就是傅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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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心中，鲁迅是使他重获第二次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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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临近结束的时候，在上海文坛，还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围绕着《庄子》与《文选》问题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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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登出施蛰存按表格填注的书目，一共两项，在“欲推荐于青年之书”一格写着：《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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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书目不能不引起鲁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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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晚报》固然是对他攻击最烈的一份报纸，而类似的书目，十年前也曾由《京报副刊》征求过一班名流的意见。当时，他自己所作的答复，不是遭到普遍的攻击吗？然而，中国的事情总是翻来覆去，所谓新问题其实还是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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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施蛰存的一份书目，鲁迅不禁联想到青年当中许多复旧的现象：学写篆字，填词，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诗写成方块，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同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的是，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这些新青年，进的是学校，丝毫没有沾染过八股毒，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这时，他又想起了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甲午战败以后，他们要“维新”，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和《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地朗诵，对人却毫不愧色。他们看洋书，目的是要给中国图“富强”，当然不会感到有什么可羞愧的。如此看来，历史岂非倒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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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一文，并加一条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用一个“忆”字把两段时间连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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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以一个显豁的比喻，对“反复”的历史性现象做出警辟的提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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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批评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非专为施蛰存而发。而施蛰存看了，总觉得是针对他的，于是立即起而辩难，写了《〈庄子〉与〈文选〉》，鲁迅答以《“感旧”以后（上）》；同一天，又连带写下《“感旧”以后（下）》；虽然不是直接与施文有关。接着，施蛰存写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兼示丰之余先生》等，一直纠缠不放。鲁迅也真韧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称之为“洋场恶少”。在《扑空》、《〈抄空〉正误》、《答“兼示”》之后，他又以不同的笔名，分别写了《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至此，论争才算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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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论争的一个重大触点是：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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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进行统一的考察。他以刘半农为例，批评了当年白话运动中的一些战士，他们因胜利而爬了上去，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反而将它踏在脚下，拿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他提出继续“为白话战斗”的论题，指出：必须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所谓语文的新生，就是大众语的实现。而语言同大众的结合，在鲁迅看来，还是表层意义上的问题。关键是思想的施入。在白话运动中，鲁迅就极其看重思想革命，他始终把语言当作思想的载体。在这场论争中，他反对在古书中寻活字汇，字汇所表达的是僵死的思想，即使能使字和词复活，也无非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徒具满身的珠光宝气而已。人生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十百万的活人在创造。而施蛰存却向青年推荐《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用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孔孟且不说，《家训》的作者，及其中所记的齐士，自身为儒士，却又归心于佛，或教子弟习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侍贵人——胡人。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也是一样的思想：自己念佛，让子弟学“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但现在，这样的“二重思想”者也不少。现在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论危机，与北朝时期很有相似的地方。然而，当此变化急速、斗争剧烈之际，“颜氏的渡世法”难道会是有益于青年的吗？鲁迅在先后两篇文章中一同指出：在中国社会上，保持这种“颜氏式道德”、“北朝式道德”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很有荡涤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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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争中，鲁迅以他惯用的“春秋笔法”，旁及第三种人，胡适，“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还有谣言文学，以及二丑艺术等等。因为讽刺的尖刻，使得文章也发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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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什么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既然如此，对付起来又何必认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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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的那种犁庭扫穴的彻底的反叛精神，再度唤起他的追思。十几年过去了，当中国在战争和动乱之后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秩序，这种精神便开始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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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后写信给北京的台静农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京沪两地虽殊，而时代现象则一。在题《彷徨》的诗中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其实也都不只是对五四退潮时期的写照。今天，白话文已经全面占领了教育和文化阵地，居然还有青年在鼓吹《庄子》、《文选》之类，事情还不可怕吗？既是“新文苑”，又是“旧战场”，处此不尴不尬的历史局面，战斗之余，他是不能没有寂寞、彷徨之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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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进行辩护。此外，又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冷箭。但是，鲁迅没有在同样的反复古的主题底下正面回击他，只有当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而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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