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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离开领导位置以后，便再也收不到《文学生活》了。他所说周扬他们出过一期，将左联从前的工作批评得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他看，也不寄给别的一些人看，感到特别愤慨。他在一连写给曹靖华的三封信里都谈到这件事，指出这样一种可怕的局面：“到处是用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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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周扬他们又要出《文艺群众》了，主持其事的徐懋庸向他募捐，他便说：“我没有钱。”以后，徐懋庸因为凑不够印费，又向他要过一次，他仍答道：“我没有。”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是大家的刊物，也就应该大家出一点，大家都负点责任，可是有人自己不做事，不想负责任而全然推给别人，怎么行呢？让别人做苦工，你光拿鞭子，这公平吗？但因此，便又说他“悭吝”了。令人奇怪的倒是，当徐懋庸把新出的刊物寄去给他的第三天，随即收到他寄来的二十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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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徐懋庸解释说：“开初我不给钱，是有原因的。左联已经有两年多不出机关志了，但常说要出，却竟不见出。我出了钱，刊物又不见，反而落得一个坏名声，说我有钱捐班，才配做左翼作家的。现在你们让刊物和我见面了，这一回总算没有失信，所以就寄给你那几张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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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等人的作为对鲁迅身心的影响是严重的。因为是“同人”，所以他尽量地加以回避，这种苦境，他只有向个别朋友才谈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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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写道：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多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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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总之，对于左联的核心，他已经完全失望，甚至对于左联也如此。萧军有意想加入左联，他的意见非常明确，就是：“现在不必进去。”总结起来，他觉得几年来，还是在外围的人们中间出了好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就酱在无聊的纠纷中，变得无声无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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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他在信中这样向胡风讲说自己：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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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定仍旧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画成绩好。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这时候，他居然寄希望于左联之外的力量了。对于一个在左联最困难的时候宣称自己为“左联之一员”的忠诚的老战士来说，这种变化，是相当富有悲剧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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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一二九”运动·萧三来信·左联的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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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红军在艰难中行进，经过遵义会议的斗争，长期遭受压抑和打击的毛泽东，终于打败了惟共产国际之命是从的教条主义者。虽然，他只是作为军事委员会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重返军事舞台的前沿，但是他那脱胎于中国传统而又富于灵活变化的个人思想，对于众多来自广大乡村的红军将士来说，显然具有越来越大的精神凝聚力。1935年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毛泽东思想的涵盖面开始遍及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并且渗透到国统区内，产生意义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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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的估计，确定为帝国主义企图发动反苏战争，因此，极力要把日本点燃的战火控制和熄灭在中国土地上。“武装保卫苏联”，成了苏联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出发点。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未足以壮大到可以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于是把大量的军事援助倾注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只提供急需的药物、医疗设备和政治读物，以及不容违拗的指示。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挽救民族的危亡。会上，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中共代表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关于统一战线的建立，报告虽然提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必要性，但是基本精神，仍然反映了莫斯科方面的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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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北四省沦日以后，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相继发生，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12月9日，北平学生开始走上街头，愤怒地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争取爱国自由”等口号，集中涌向新华门。国民党当局不但拒不接见请愿学生，还出动军警，用水龙、木棍、大刀等进行驱赶。在搏斗中，学生有百余人受伤，三十多人被捕。第二天，全市宣布总罢课。16日，市学联召集全市学生再一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打乱了政府的计划，以致傀儡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也不得不延期成立。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平广大市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他们纷纷送水和面包前往慰劳，抗议军警的无理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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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潮的发生不是什么偶然性的爆炸事件，它反映了中国潜伏已久的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二九”运动以后，全国各地学生迅速响应，并且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形成为不可遏止的抗日救国的洪流。12月下旬，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上海大中学生组成了救国宣传团，深入乡村进行宣传。可是，没有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斗争的配合，学生运动要冲破反动政府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的破坏和屠杀政策而获得持久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接着，南下宣传团便被强令解散，成员遭到拘押，斗争只能以别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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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继“五四”以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潮，鲁迅是关注的。但是，他有他的观察和评价角度。在本月19日致曹靖华的信中，他慨然道：“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面又向外夸称‘民气’。当局是向来媚于权贵的，高教此后当到处扫地……”两天后，他又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北平学生游行，所违与前次无异，闻之惨然，此照例之饰终大典耳。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次年1月，他还在信中向曹靖华说及学生问题，说：“北方学校事，此地毫无所知，总之不会平静，其实无论迁到那里，也决不会平安。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于是同心协力，整顿学风，学生又要吃苦了。”总之，他是以悲悯的态度看待学生运动的。在学潮刚刚过后所写的《“题未定”草（六至九）》里，虽然他也称赞说北平的学生和市民并非庸愚，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而仍然“明黑白，辨是非”，也强调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最后的话，仍然是九年前的主张的重申：“不要再请愿！”在他看来，官民严重对立的现象是无法消除的。如果政府可以足够地代表国民，那是无须乎请愿的；但是，要是不足以成为国民的代表，请愿下跪，流血呼号，又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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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不相信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有可能成为爱国的政府。在学生斗争的压力面前，国民党政府做出某种保护人民的姿态，借以影响社会舆论，这是不足奇怪的。但是，它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实质决不可能因此而有任何改变。在同一天内，他写信给两位朋友，几乎完全重复同样的说话：国事至此，政府将有“保护正当舆论”之说，“正当”二字，加得真真聪明，但即使真加“保护”，也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如果不是依靠千百万奴隶自身觉醒的力量，而是寄希望于政府，在一批军阀政客屠夫的身上，难道可以得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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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了会议，着重讨论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问题，进一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基本方针。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权问题上，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对蒋介石所作的必要的揭露和谴责，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敌对态度是相一致的。但是，鲁迅并不十分了解共产党的真实立场，在上海，凭借国民党管制下的有限的几个报纸，他不可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的信息。这时，左联党组本来就处于与党中央隔绝的悬空状态，何况“周扬之流”又从中把他间隔开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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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局面前，他时时感到愤慨、苦闷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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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他曾书写了自作的七律一幅赠许寿裳，云：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遗春温上笔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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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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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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竦听荒鸡偏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同一天，还为友人写了两幅字，其一是唐人钱起的《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尝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再就是明人项圣谟的“风号大树中天立”的一首，只是，他写的已不只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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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天后，他以唐代刘长卿的《听弹琴》书赠日本朋友：“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苦调”可堪怨慕而曲终人杳，“古调”虽然自爱却为世所弃，都是一种无人理解的寂寞。3月间，他为徐写：“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金家”，实系他所说的“文坛之闻人绅士所聚会之阵营”；这里说的“无俗声”，分明是阿Q式的自矜。又为今村铁研写：“顽绝绝顽绝，以笑为生业。刚道黑如炭，谁知白似雪。笑煞婆娑儿，尽逐光影灭。若无八角眼，岂识四方月？”“婆娑儿”既有人面狗心的文氓，也有善于变化的“同人”，“笑煞”此辈，当是何等自傲！但无论如何，这种近乎自恋情结的东西，是含有很深的孤独感在里面的。仍在同一天为增田涉所写的条幅，选取南宋郑所南的《锦钱余笑》，就不是偶然的了。诗云：“生来好苦吟，与天争意气。自谓李杜生，当趋下风避。而今吾老矣，无力收鼻涕。非惟不成文，抑且错写字。”一切豪情都如虹霓在眼，瞬息而逝，幽默里包含着无力收拾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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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因为梦境的放逐来到上海，经过几番意气风发的论战，现在仿佛又回复到了当年的孤独彷徨的状态。所不同的是，现在的政治意识更强烈了，更深邃成熟了，他的寂寞感和悲凉感，无时不与复仇的意志胶结在一起。他的悲哀是独战的悲哀。他不再如过去那样，自觉孤独时就纵酒自戕，而是时时想到玩，歇，虽然实际不能。他要尽量地保存自己，以继续进行他的战斗。一场意义特殊的战斗，在他的意识中，其实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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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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