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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里的许多观点，在他看来是混乱的，糊涂的，错误的。怎么可能把“新月派”和“第三种人”也拉到同一条战线里来呢？提倡普罗文学能算是关门吗？以前的几场论争，是不是都成了军阀混战？“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是普罗文学家对非普罗者的态度呢，还是权威者及其叭儿对普罗文学的态度呢？林语堂、老舍式的幽默算什么？文学界的郑、陈可以作政治社会组织的宋、蔡……等着看吧。关于创作，为什么写农村就一定要写工人阶级领导？没有工农出身的作家，怎么可能要求他们写出工农化的作品？“东北义勇军也是很关门的写法”是什么意思？《八月的乡村》呢？算什么呢？复活岳飞、文天祥，大家做臣子，“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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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是什么战线？“统一”到哪里去？国家，民族，不要忘记这样的字眼从来有利于权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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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在他家里看了信。他没有多说什么，只说：看一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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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散左联，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其实要说也说不清。左联内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严重性，他比任何人都有着更清楚的了解。他对人说过，“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岂止关在门外而已？还要鞭扑不止！1935年至1936年间，“鞭子”作为一种譬喻，也在信中就不知使用过多少次！但是，这种恶劣倾向的出现，并非因为组织本身的缘故，而是出于党组领导，有周扬他们的那里做。他们不会因为没有了左联，就从此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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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左联早已布不成阵了，名虽存而实亡。那么，现在当有人提出要在名义上也将它取消掉，他为什么又不愿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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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成立时，他甘愿被利用，一者因为盟员们都属于文学青年，二者是为了对付当局。那时候，说起态度来，还不算怎么积极坚决的。可是，等到柔石他们牺牲以后，他就从感情深处把自己同左联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这是血的连结，真真正正的“血缘”关系。现在，要他把这笔血债忘记掉，全盘放弃这个柔石们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代价的组织，他能够做到吗？不久前，瞿秋白也是被处死了的，单是处死一个瞿秋白，就足以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现在就要同杀人者携手联合吗？因为要联合，就要非把为杀人者长期以来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组织拆掉吗？而且得由自己人亲手拆掉！左联毕竟是战斗过来的。在左联内部，即使受中伤，受鞭扑，受压迫，他宁肯暗暗包扎伤口，也不愿意把内情公开。这种隐忍，不正是不愿看到仇者的快意的笑脸吗？现在，宣布解散它，简直等于向敌人宣告自己的失败！来信说，作文学运动的要追随符合政治上的口号、策略。什么叫政治？奴隶同奴隶主讲“统一”是哪一家政治呢？他常常说他自己不大懂政治。他的所谓不懂，只是不懂从事政治的手段或策略罢了，即使懂得也不会应用，懂得应用的是政治家，政治家和文艺家的歧途就出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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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由外部或上面指示解散的做法，也不是他所能接受的。组织的成立与解散，都是组织内部的事情。关系到左联命运的大事，不管是谁的命令，都不能代替盟员自己的意向。因此，在把信转给党组之后，他期待大家有一次平等的讨论或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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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没有想到，解散左联的计划实际上早已在酝酿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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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0月上旬，“文委”在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完成了它的重建工作。“文委”成员为周扬、夏衍、章汉夫、钱亦石、吴敏。其中，章汉夫和吴敏都是周扬介绍夏衍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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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仍被推举为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他要夏衍在分管电影、戏剧之余，再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也即临委的胡乔木、邓洁取得联系。“临委”同样是未经中央批准，由原文委系统下的一些党员自动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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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委”组成后不久，周扬等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分别看到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他们开始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而积极行动，萧三的来信，促进了具体计划的完成。12月间，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决定解散“文委”所属各联，其中包括左联，并且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会上还决定“文总”解散后，成立一个新的党团实行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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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解散问题，就这样很轻易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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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解散左联，必须取得鲁迅的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都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不好对付的。研究的结果，最后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通过茅盾了解一下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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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正月初，夏衍约了茅盾到郑振铎家会面，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决定说了。他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便说，还要考虑考虑，等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茅盾处事从来是谨慎的。夏衍说，因为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这事情只好托请茅盾转告。完后，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听候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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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向鲁迅转达了夏衍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要是赞成抗日，参加进来也不妨。但是，这个组织的核心必须是左联，倘使左联解散了，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我们不但统不过来，结果恐怕还得被人家统了去。看来，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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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如约将情况告诉了周扬和夏衍。夏衍极力辩解说，组织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不就是核心嘛！茅盾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再传达给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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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谁知鲁迅听了，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笑了笑，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就不相信了！”茅盾见这么说，知道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周扬的说客，于是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自己尽量回避不再与夏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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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能因此耽搁下来。周扬决定让徐懋庸以组织的名义，再次找鲁迅谈。鲁迅毕竟是鲁迅，绕开走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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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徐懋庸或是茅盾，出使都没有结果，鲁迅一点没有改变原来的意思：不赞成解散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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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汇报了有关鲁迅的情况，并且表示赞同鲁迅的意见。这回出席指导的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在徐懋庸讲话之后，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说，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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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把左联解散。会后，胡乔木还特地找徐懋庸谈了话，要他继续去打通鲁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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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徐懋庸第二次去见鲁迅，把会议的决议和胡乔木说的一套道理向他说了。他听了以后表示：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社会上就会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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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把这意见带回给周扬。周扬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讨论一下再说。但是，过了几天，他对徐懋庸说：“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的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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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事情，徐懋庸第三次找鲁迅。这一次，鲁迅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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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组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要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又成立，就会被国民党把救国会看做是文总的替身，于救国会的存在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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