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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仍被推举为书记，兼左联党团书记，他要夏衍在分管电影、戏剧之余，再做一些上层的联络工作。在此前后，周扬还和“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也即临委的胡乔木、邓洁取得联系。“临委”同样是未经中央批准，由原文委系统下的一些党员自动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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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委”组成后不久，周扬等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和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分别看到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的报告，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他们开始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而积极行动，萧三的来信，促进了具体计划的完成。12月间，周扬在他家里召开了一次“文委”扩大会，决定解散“文委”所属各联，其中包括左联，并且把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会上还决定“文总”解散后，成立一个新的党团实行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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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解散问题，就这样很轻易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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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解散左联，必须取得鲁迅的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都知道，这个老头子是不好对付的。研究的结果，最后决定由夏衍先找茅盾，通过茅盾了解一下鲁迅对萧三来信的意见，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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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正月初，夏衍约了茅盾到郑振铎家会面，把解散左联和成立新组织的决定说了。他问茅盾有什么意见，茅盾便说，还要考虑考虑，等同鲁迅谈过以后再说。茅盾处事从来是谨慎的。夏衍说，因为鲁迅不肯见他们，所以，这事情只好托请茅盾转告。完后，他们约定三天以后听候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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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向鲁迅转达了夏衍的意见。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要是赞成抗日，参加进来也不妨。但是，这个组织的核心必须是左联，倘使左联解散了，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我们不但统不过来，结果恐怕还得被人家统了去。看来，这个问题他早已考虑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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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如约将情况告诉了周扬和夏衍。夏衍极力辩解说，组织不会没有核心的，我们这些人都在新组织里面，不就是核心嘛！茅盾表示愿意把这个意见再传达给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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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茅盾到鲁迅家里，把夏衍的话原原本本地说了，谁知鲁迅听了，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笑了笑，说：“对他们这班人我早就不相信了！”茅盾见这么说，知道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弄不好还会被鲁迅怀疑是周扬的说客，于是托郑振铎把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自己尽量回避不再与夏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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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能因此耽搁下来。周扬决定让徐懋庸以组织的名义，再次找鲁迅谈。鲁迅毕竟是鲁迅，绕开走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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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徐懋庸或是茅盾，出使都没有结果，鲁迅一点没有改变原来的意思：不赞成解散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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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联常委会上，徐懋庸汇报了有关鲁迅的情况，并且表示赞同鲁迅的意见。这回出席指导的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在徐懋庸讲话之后，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说，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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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把左联解散。会后，胡乔木还特地找徐懋庸谈了话，要他继续去打通鲁迅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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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徐懋庸第二次去见鲁迅，把会议的决议和胡乔木说的一套道理向他说了。他听了以后表示：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社会上就会认为我们禁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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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把这意见带回给周扬。周扬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讨论一下再说。但是，过了几天，他对徐懋庸说：“讨论过了，认为文总所属的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其他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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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事情，徐懋庸第三次找鲁迅。这一次，鲁迅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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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组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要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又成立，就会被国民党把救国会看做是文总的替身，于救国会的存在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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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徐懋庸第四次去见鲁迅，说明这一切。鲁迅听了，脸色一沉，一言不发。徐懋庸觉得很窘，赶紧告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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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轰轰烈烈的左联，就这样从中国文坛上悄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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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徐懋庸看到日本的《改造》杂志有这样一段记录，“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时，向鲁迅问起左联的情况，鲁迅回答是：“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接着，又在《光明》半月刊上看到鲁迅复何家槐的信：“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他觉得鲁迅意气用事，不顾事实，于是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左联解散问题，我是前前后后多次报告了你的。解散得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你说不知下落，则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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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收了鲁迅的回信：……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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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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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显然，这是一封绝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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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鲁迅所拒绝的，绝不只是一个徐懋庸。鲁迅不会不知道徐懋庸的角色的分量，在给杨霁云的信中，就曾经这样指出：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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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一群又如何呢！这个几十年前便曾神往于尼采歌颂过撒旦且为“人国”呼吁的人，是不能为“众数”所改变的。个人的独立与尊严，对他来说，是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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