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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即回答说：“要看这现代武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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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现代武器”，就是指的这类统一的庞大组织。相对言之，“原始武器”当然是指独立作战的方式了。问题是，鲁迅并不注重组织形态。左联前后的变化所给予他的教训太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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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月到5月，他在多次通信中，表明了对于协会的决绝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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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协会的筹组所显示出来的可预期的效果，以及在实际上给予他和其他一些青年作家的压力，成立另一团体以打破目前的作家阀式的垄断局面，一度成为他的意愿。但是，也仅仅属意愿而已。从根本上说，他不属于周扬一类的组织家和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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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家协会经过四个月的酝酿，终于在6月7日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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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会在大西洋西餐馆举行。到会有七八十人，青年人不多。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宣读了茅盾起草的宣言，还有协会章程。按照会章规定，加入者得由会员两人介绍，再经理事会通过；会员要缴一元入会费，两元年费，资历和经济条件都有着严格的限制。在组织方面，由会员大会选举理事九人，候补理事五人，成立理事会；由理事会选出常务理事五人处理经常事务，理事会设总会、出版、调查、研究、联谊等五部，每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及干事若干人。机构重叠，颇有衙门化的倾向。照章选出的九位理事，其中四位是《文学》的主编和支持者，还有两位是原文学研究会的，另两位是《光明》的主编，徐懋庸则属文委。茅盾是常务理事召集人，计划中是可以统领整个协会的工作的。周扬、夏衍不在宣言上列名，宣言中不提“国防文学”的口号，都是会前早经布置好了的。虽然会上也仍然有人提议把“国防文学”写入宣言，但是没有被通过。这时候，人们已经开始习惯于听从领导的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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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决，把周扬等人办的期刊《文学界》当作协会的会刊，由徐懋庸负责。此外，还一致通过了致鲁迅的慰问信。给一个拒绝本团体的人致以慰问，也当算是会议上的一件颇具喜剧色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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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鲁迅曾经参与筹划的别一团体始终没有成立，只是在文艺家协会成立后的一个星期，发表了一个宣言，名为《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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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经过鲁迅作某些文字上的修正。与《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大会上宣读通过的办法，而是采用分头联系，说明原委，个别协商，征求签名的方式。两个宣言在字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实际内容却也有着微妙的出入。《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强调“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贯穿着“国防”的精神。《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一开始就从民族危机的长期存在引发对“现实”的思考，在“争取民族自由”的大前提之下，强调宣言者保持“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原来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工作，也就是强调斗争的持续性和多面性，强调构成“民族”的分子的自由。这种个体自由，不应因为“统一战线”的确立而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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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名叫时玳的文学青年，写信请教鲁迅是否加入文艺家协会，鲁迅的答复是：“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信中还说到文艺家协会的发起人向他射“冷箭”的事，劝他不妨和大家接触，以便在实际中明白协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所谓的“作家”，还有“指导的英雄”到底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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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在写给时玳的另一封信中，谈到协会之外的流产了的别一团体的宣言：《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定，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有人赞成，自然很以为幸；不过并不用联络手段，有什么招揽扩大的野心，有人反对，那当然也是他们的自由，不问它怎么一回事。无论有无组织和团体，鲁迅所看重的是“各人自己的实践”。实践来源于各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那是不能以行政或非行政的“手段”来加以规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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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成立后，除了热衷于口号问题的争论，并没有什么活动。在章程中所列举的像组织分会、召开例会、从事研究诸项，都不过是慷慨一时的空言。当然，这同会员的立场本来不够坚实，战线是“吓成的战线”有关；而鲁迅态度的公开化，对于这个统一体也不无分化的作用。到了10月份，协会的重要领导人茅盾便离开上海，回家乡写他的长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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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协会成立前夕，鲁迅就这样向曹靖华说起这个组织的情况：“作家协会已改名为文艺家协会，其中热心者不多，大抵多数是敷衍，有些却想借此自利，或害人。我看是就要消沉，或变化的。”推测的话，竟成了一种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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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故事新编》·匆匆来去的《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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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正当左联面临解散的危机时期，鲁迅一连写了四个取材于上古史的短篇小说：《理水》、《采薇》、《出关》、《起死》。这种特别的兴致和出手速度，实在是很出人意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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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京时期，他就说过，史书是可以翻翻的。其价值就在于：“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年头，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重提了翻阅史书的事，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这四篇作品，正是“刨祖坟”的产物。作者为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人们找到了各自的原型，是关于现实的伟大而深刻的寓言，在自称“油滑”的叙述中，到处闪耀着天才的隐喻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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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们又是作者借以“抒愤懑”的最合适的情感形式之一。在这里，生活内容和形象画面不但丰富了杂文般的讽刺力量，而且抒写了内心深处的孤独感、爱，与无助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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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可以看做是一篇放大了的“包围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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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曾经写道：“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理水》中的大禹，就是这类“脊梁”人物的代表。小说写他处在三层包围之中，最近的一层是“大员”，也即特权阶层，他们即使下去考察灾情，也是前呼后拥，威风十足，吃喝玩乐，不识民间疾苦为何物；所谓工作，也无非是听汇报，看“条陈”而已。外面一层是文化人，他们聚集在文化山上，食粮也都是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有余裕研究学问。当洪水浸野，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养尊处优，清谈终日，满嘴谀词，粉饰太平，是一群现世制度的辩护士。最基层的是所谓“百姓的代表”，他们的职责一是传达“大人的吩咐”，二是把“体面”化了的民情呈报“上头”。这三层包围都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包围”，目标全在于使被包围者脱离大众，昏于世事，结果“龙驭上宾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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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结果，作品并没有直接显示出来，与其说，大禹一样的“脊梁”人物被“消灭于黑暗中”，毋宁说是被黑暗所“消融”。有意思的是，黑暗是以充满光明的太平景象加以透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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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笔下，大禹是一个面貌黑瘦粗手粗脚的大汉，连袜子也不穿，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他出门没有仪仗，连随员也是乞丐似的；议事毫不虚骄，没有繁文缛节。首先，他是一个实践家，为了查明山泽的情形，征求百姓的意见，不辞辛劳，到处奔走，以致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有主见，不但不惮于关于他的各种流言，也不顾大员们尤其是老官僚的实际阻挠；坚持以富于创造性的“导”法代替“老大人的成法”——湮。在整个混浊的环境中，大禹的确是一位举世罕见的光辉的人物。然而，悲剧也恰恰出现在这里。传统的保守势力，毕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他的改革方案又得不到百姓的了解，在大众传媒中，他始终是一只黄熊，跟他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后的演变是必然的。当舜爷确定他为接班人，托他管理国家大事之后，皋陶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个别领导人改变了，但是，作为统治集团的全体却丝毫没有改变，制度和法律，仍旧是专制的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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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结尾写道：……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制度法令没有本质的改变，人民的文化心态依然如故，习惯和适应着这一切。古老的僵死的政治内容，于是从新领导新法令中得到合理的延续。大禹的蜕变是渐进式的，将来如何不得而知，然而这开始却不是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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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饶有意味的结尾令人想起年头写的另一个短篇《非攻》里的墨子，也是一个禹似的人物，连外表也都一样像乞丐。那劳形苦心、扶危济急的“贱人的东西”是他所具备的。他活在一个战争频仍、灾难深重的时代。在得知楚王打算攻打贫弱的宋国时，他一面布置学生在宋国备战，一面长途跋涉到楚国，凭自己的口舌——“义的拒”，先后降服了公输般和楚王，解除了宋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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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生行义，只求有利于人。他的只身使楚，就并非为了个人的利益，也不是接受了哪一位王者的派遣，而是出于“兼爱”，——内心的使命。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义士，一心为了宋国反而为宋国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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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最后这样写道：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了大雨，到城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此种无路可走的晦气，实在不能比大禹结局的辉煌。然而，两个具有喜剧色彩的结尾，都一样带着深隐的悲剧意味。墨子和大禹，在中国历史上，是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坚苦卓绝的象征性形象。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检讨传统文化，一方面考虑现实政治。远在塑造阿Q的时候，他就思考了“阿Q党”在几十年后的存在问题。近几年的政治经验，同一营垒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环绕左联党团为中心而活动着的一些党员人物，不能不唤起他的新的警觉和某种不信任感。通过《非攻》和《理水》，他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的前途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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