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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故事新编》·匆匆来去的《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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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正当左联面临解散的危机时期，鲁迅一连写了四个取材于上古史的短篇小说：《理水》、《采薇》、《出关》、《起死》。这种特别的兴致和出手速度，实在是很出人意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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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北京时期，他就说过，史书是可以翻翻的。其价值就在于：“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年头，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重提了翻阅史书的事，说：“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这四篇作品，正是“刨祖坟”的产物。作者为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人们找到了各自的原型，是关于现实的伟大而深刻的寓言，在自称“油滑”的叙述中，到处闪耀着天才的隐喻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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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们又是作者借以“抒愤懑”的最合适的情感形式之一。在这里，生活内容和形象画面不但丰富了杂文般的讽刺力量，而且抒写了内心深处的孤独感、爱，与无助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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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水》，可以看做是一篇放大了的“包围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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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曾经写道：“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理水》中的大禹，就是这类“脊梁”人物的代表。小说写他处在三层包围之中，最近的一层是“大员”，也即特权阶层，他们即使下去考察灾情，也是前呼后拥，威风十足，吃喝玩乐，不识民间疾苦为何物；所谓工作，也无非是听汇报，看“条陈”而已。外面一层是文化人，他们聚集在文化山上，食粮也都是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的，因此不怕缺乏，有余裕研究学问。当洪水浸野，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养尊处优，清谈终日，满嘴谀词，粉饰太平，是一群现世制度的辩护士。最基层的是所谓“百姓的代表”，他们的职责一是传达“大人的吩咐”，二是把“体面”化了的民情呈报“上头”。这三层包围都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包围”，目标全在于使被包围者脱离大众，昏于世事，结果“龙驭上宾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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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结果，作品并没有直接显示出来，与其说，大禹一样的“脊梁”人物被“消灭于黑暗中”，毋宁说是被黑暗所“消融”。有意思的是，黑暗是以充满光明的太平景象加以透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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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笔下，大禹是一个面貌黑瘦粗手粗脚的大汉，连袜子也不穿，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他出门没有仪仗，连随员也是乞丐似的；议事毫不虚骄，没有繁文缛节。首先，他是一个实践家，为了查明山泽的情形，征求百姓的意见，不辞辛劳，到处奔走，以致在外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有主见，不但不惮于关于他的各种流言，也不顾大员们尤其是老官僚的实际阻挠；坚持以富于创造性的“导”法代替“老大人的成法”——湮。在整个混浊的环境中，大禹的确是一位举世罕见的光辉的人物。然而，悲剧也恰恰出现在这里。传统的保守势力，毕竟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他的改革方案又得不到百姓的了解，在大众传媒中，他始终是一只黄熊，跟他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后的演变是必然的。当舜爷确定他为接班人，托他管理国家大事之后，皋陶就赶紧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叫百姓都要学禹的行为，不然立刻就算是犯了罪。个别领导人改变了，但是，作为统治集团的全体却丝毫没有改变，制度和法律，仍旧是专制的老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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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结尾写道：……商家首先起了大恐慌。但幸而禹爷自从回京以后，态度也改变一点了：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所以市面仍旧不很受影响，不多久，商人们就又说禹爷的行为真该学，皋爷的新法令也很不错；终于太平到连百兽都会跳舞，凤凰也飞来凑热闹了。制度法令没有本质的改变，人民的文化心态依然如故，习惯和适应着这一切。古老的僵死的政治内容，于是从新领导新法令中得到合理的延续。大禹的蜕变是渐进式的，将来如何不得而知，然而这开始却不是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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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饶有意味的结尾令人想起年头写的另一个短篇《非攻》里的墨子，也是一个禹似的人物，连外表也都一样像乞丐。那劳形苦心、扶危济急的“贱人的东西”是他所具备的。他活在一个战争频仍、灾难深重的时代。在得知楚王打算攻打贫弱的宋国时，他一面布置学生在宋国备战，一面长途跋涉到楚国，凭自己的口舌——“义的拒”，先后降服了公输般和楚王，解除了宋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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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生行义，只求有利于人。他的只身使楚，就并非为了个人的利益，也不是接受了哪一位王者的派遣，而是出于“兼爱”，——内心的使命。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义士，一心为了宋国反而为宋国所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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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最后这样写道：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了大雨，到城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此种无路可走的晦气，实在不能比大禹结局的辉煌。然而，两个具有喜剧色彩的结尾，都一样带着深隐的悲剧意味。墨子和大禹，在中国历史上，是代表底层民众利益的坚苦卓绝的象征性形象。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检讨传统文化，一方面考虑现实政治。远在塑造阿Q的时候，他就思考了“阿Q党”在几十年后的存在问题。近几年的政治经验，同一营垒内部的矛盾与斗争，环绕左联党团为中心而活动着的一些党员人物，不能不唤起他的新的警觉和某种不信任感。通过《非攻》和《理水》，他表达了对未来中国的前途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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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出关》、《起死》三篇，更多地把焦点放在文人集团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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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兄弟并非《采薇》所要着意表现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们只是一个坐标，一面反光镜。由他们所反射出来的对面的人物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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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原是辽西的孤竹君的儿子，因为逊让王位，先后一起逃走。两人在路上遇见，便一同找西伯——文王，进了养老堂。不料文王死后，周王竟然扔下老子不葬，“以臣弑君”，出兵讨伐起纣王来了。他们认为国王不仁不孝，于是冒死进谏，遭到拒绝后，决计离开养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饼，到华山去吃些野果和树叶打发残年。又不料，遭到华山大王小穷奇的搜劫，而且勒令滚蛋，他们不得已坚守首阳山，不食周粟，采吃薇菜度日。倒霉透顶的是，不用多久就又来了一批看客，还引动了首阳村的第一等高人小丙君，以及阿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在这样的质问底下，他们不胜羞惭，只好绝食饿死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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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古典式人物，是坚守主义者。为了一个信仰，他们可以交付生命的代价，姑不论信仰的内容如何。比较起来，小丙君简直不名一文。他原是妲己的舅公的干女婿，做着祭酒，因为知道“天命有归”，便带着五十车行李和八百个奴婢来投明主了。而这个变节小人，居然大义凛然，斩钉截铁地指责起他们在吃“我们圣上”的薇，气势汹汹地批判他们，说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既不是孝子更不像良民。鲁迅不只一次慨叹中国人缺乏真正的信仰，多的是见风转舵的党徒。这里的小丙君，可谓其中的代表人物，没有信仰正是他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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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金是小丙君府上的婢女，奴才的奴才。她的聪明，全在于通晓主子的心思，留声机一般重复主子的语言。奴性的发展，甚至使她比主子更势利、更刻薄，当伯夷、叔齐死去，她散布关于“故意饿死”的谣言，说是上山奚落了他们几句，傻瓜就撒赖绝食。老天爷看见他们快要饿死了，就吩咐母鹿，用它的奶去喂他们。可是贱骨头不识抬举，得步进步，居然动手杀鹿来吃。老天爷讨厌他们贪嘴，便叫母鹿从此不要去。因此，他们的饿死全在于自己的贪心。这样，她就又很轻松地把可能的责任推卸干净了。她是一个十足的谣言家。以谣言杀人是更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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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小穷奇。他以打劫为业，却有一套十分动听的君子言辞，露骨的虚伪令人作呕。要钱，就说“请你老赏一点马路钱”；要物，就说“小人们也遵先王遗教，非常敬老，所以要请您老留下一点纪念品”；要搜查，就说“小人们只好恭行天搜，瞻仰一下您老的贵体。”当他确定他们是两个穷光蛋时，便做出十分恭敬的样子，拍着伯夷的肩膀说：“老先生，请您不要怕。海派会‘剥猪猡’，我们是文明人，不干这玩意的。什么纪念品也没有，只好算我们自己晦气。现在您只要滚您的蛋就是了！”比起伯夷、叔齐的迂直，相去实在太远。鲁迅在介入文坛论争之后，多次描画过这类人物，如《论辩的魂灵》、《牺牲谟》，还有1928年关于“流氓”的杂文系列。大半年以后，他愤而写《半夏小集》，开头一小节就是类似的暴露：他们以最时髦最漂亮的名义，掩盖剥夺别人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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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形象的创造，是《采薇》一篇中的重要内容。鲁迅早期的“反庸众”思想，可以在这里找到继续发展的线索。对于一个启蒙战士来说，群众必然要成为他关注的对象和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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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王出兵时，大路两旁就挤满了民众，站得水泄不通。人们在威风凛凛的王爷面前，个个肃然起敬。伯夷、叔齐的进谏，使人们万分惊恐；而听得姜太公称之为“义士”，便又赶紧让开道，恭而敬之地放他们走了。民众没有定见，因为无须思索，重大的事情惟听帝王和圣贤的训示。战争发生后，无论哪里，总有一群人眉飞色舞地听讲来自战地的故事，津津乐道于纣王的宝贝，头，姨太太，以及姨太太是否漂亮，妲己是否为狐狸精所变，娘儿们的脚如何等等。还有特地上首阳山看伯夷、叔齐的人。有的当他们名人，有的当他们怪物，有的当他们古董。甚至于跟着看怎样采薇，围着看怎样吃薇，指手画脚，问长问短，令人头昏。而且对付还须谦虚，略不小心，皱一皱眉，都会有人说是“发脾气”。也有几个小姐太太之类看了，回家去都摇头说是“不好看”，上了大当云，于是，参观者日渐减少。但当伯夷、叔齐死于石洞的消息一传开，就又哄动了一大批来看的人，一直闹到深夜。人们听到阿金姐说兄弟俩死于贪嘴的故事，临末都会觉得肩膀的轻松，甚至恍恍惚惚地想像着他们拼命的大口吃鹿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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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自私、愚昧、凉薄的一群。他们简直无始无终地存在，从《呐喊》、《坟》和《热风》的时代一直绵延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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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环绕鲁迅而实际活动着的，是以构成可怕的生存环境。但是，他是一个意志力十分顽强的人，他必须持续着他的对抗，而至于陷入情绪的纠缠，无论悲哀，无论愤怒。《出关》中对老子的刻画，便鲜明地表示了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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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关》发表后，就有不少的批评，或者以为攻击某一个人，或者以为是作者的自况。左联的人邱韵铎指作者本人就是老子，说：“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子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堕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为此，鲁迅特地写了《出关的“关”》，否定以上两种意见，并且指出邱韵铎是用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将一篇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闭了。邱韵铎把仅有的“孤独和悲哀”这样一份无为的精神遗产硬派给作者，当是一种有意的错误，如作者所疑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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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子形象有着作者的影子，却是一个无法推脱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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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老子与作者有某种相似之处，是因为：一、小说里说孔子和老子“道不同”，譬如同是一双鞋，孔子是上朝廷的，老子却走的是流沙。流沙是与朝廷对立的。鲁迅自己就曾有置身于沙漠之中的比喻，他并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灵魂的荒凉和粗糙”，甚至有些喜欢这“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二、老子非常明敏，他看透了别人背地里算计或掇弄他的鬼把戏。对于知己知彼这点，鲁迅每论起来，是颇有点自得的。三、老子被称为“老头子”，而且小说里面还笔涉“牙齿”，他是被说成爱“发牢骚，闹脾气”的人，这些都是读者所熟悉的称呼和说法。在小说中，老子一直被利用，这是无法避免的。而在鲁迅的书信中，也都不时有着被利用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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