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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徐懋庸的一封信：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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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朋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全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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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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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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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真是骄横恣肆，达于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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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虽然攻击的是巴金、黄源、胡风几个人，其实是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挑战，不放过任何异己者。写信的虽然是徐懋庸一人，背后却是一伙。他们何尝维护什么统一战线？白天里讲的冠冕堂皇，暗夜里做的又是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有左联的时候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忍耐了这么久，早就想做一篇文章，写它几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或也可以算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然而，都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一直拖了下来。而今，箭在弦上，是不得不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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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鲁迅收信的当天，冯雪峰来看他。他余怒未息，一边把信递给冯雪峰，一边说：“真的打上门来了！他们明明知道我有病，这不是挑战是什么呢？过一两天我来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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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觉得，这是公开批评周扬和解决两个口号纷争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是非答复不可的；但是，看鲁迅的身体远没有恢复健康，又因为六月间曾以“O.V”笔录的形式，代他草拟过两篇文章，还算符合他的意思，看完信后便说：“还是由我按照先生的意思去起一个稿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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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了，你已经给我替过两次枪了。这回，我可以自己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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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时，冯雪峰仍然向鲁迅要了徐懋庸的信，说：“让我带去再看看。”回到住处，当晚就动笔起草了一篇公开信模样的文章，用意是给鲁迅做个参考。如果可用，他想就这么发出去，省得让一个病人再耗费心思，而且也免得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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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看了拟稿以后，平静地说：“可以的，但我要重新写过。”隔了一会，又补充说：“前面部分都可用，后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来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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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二三天，冯雪峰再到他家里来时，稿子已经由许广平誊抄出来了。拟稿几乎全被红笔勾画过，还有整整四页，是他用毛笔在白宣纸上加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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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的题目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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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部分基本上是冯雪峰代拟的，说的是鲁迅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以及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关系。其中说这个口号是鲁迅提的，是冯雪峰有意借鲁迅的威望，以图缓和空气，停止国防文学派的攻击。鲁迅接受了这个要求，关于两个口号的解释，即使有些地方与本人的原意不大切合，鲁迅也没有作什么改动，只要在大的方向上没有太大的出入，就无须字斟句酌，尽可以让它在实践中加以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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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战线问题。文章说：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无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文章对各种不同派别的文艺家表现得相当宽容，但是对动辄加入以“破坏统一战线”罪名的“指导家”，则是十分的严厉。文章说：“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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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口号问题。文章认为，问题不在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为了推动左翼作家奔赴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而提出来的。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的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文中特别驳斥了“标新立异”的说法，说：“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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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地孤立和反击周扬、徐懋庸等人，冯雪峰在拟稿中对茅盾和郭沫若有意做出让步和妥协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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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有几处提到郭沫若，并且引用了他的话，其实不是不可以省略的，郭沫若明显地属于国防文学派，但是只要有那么一点意见，或几句说话是可取的，就立即加以利用。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一事曾经同茅盾商计过，算是冯雪峰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为了表明新口号在文艺界中的代表性，同时也为了表明鲁迅一向愿意同茅盾合作的态度，冯雪峰在拟稿之前和茅盾商量，要求同意有这样一个事实。既然冯雪峰以共产党和他个人的名义要求他，他也就同意了。此外，质问《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也的确是很牵强的。这里以几部名作并提，无非为了提高《子夜》的声价，以换取茅盾的好感，争取他对参加议决新口号一事的确认，和在实际行动中对新口号予以进一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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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拟稿的前面部分在于政策和口号的理论分析，倾向于理性的冷静，那么后面增写的部分则主要从事人格批判，充满着搏战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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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写的部分是从这里开始的：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从此，在“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之后，又多出了一个新名词：“四条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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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代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时，鲁迅更多地说到胡风，从而证明“田汉周起应们”的发昏、说谎、诬陷、造谣，如何的“左得可怕”。其中，“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这样一句近于定评的话，是原稿没有，后来加上去的。他严正声明说：“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友情之于他，其神圣并不亚于信仰。正由于过分地看重友情，所以才不惮于“同人”的背叛，“朋友”的反目，而至于珍爱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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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几次提到上海的一份小报《社会日报》。它任意诬陷鲁迅和鲁迅的朋友如胡风、巴金、周文等，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鲁迅在年初有信给茅盾说：“我已连看了两个月，未曾发见过对于周扬之流的一句坏话，大约总有‘社会关系’的。”这种关系无非是宗派关系，因宗派性活动而成文中所说的“天罗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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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主义与权力的结合是十分可怕的。由于领导者的运动，于是才有了大布围剿阵的“群仙”，或是纠集在大纛之下的“群魔”。鲁迅多次在信中作过类似的表示：“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在这篇公开信里，他丝毫也不掩饰对于周扬和徐懋庸的憎恶。所称无论是“文坛皇帝”、“奴隶总管”，或是别的什么名目，都无非说明他们实际上在维持某种旧式威权，不但于革命毫不相干，相反是可以将革命扼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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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憎恶是有道理的。在原稿的“周起应之类的青年”那里，他多加了一个“轻易诬人”的限制词。最后一段，在说到徐懋庸时，也加重了严厉的语气。“否则”之下，原稿为“只一味的这样卑劣下去，就毫无救药，这样的青年于中国毫无用处的”，终于改定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但是，在批评的同时，也可看出鲁迅为人宽厚的地方。譬如原来“周起应如果肯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仍无妨碍他将来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一句，改成“自然周起应也许有他的优点，也许后来不复如此，仍将成为一个真的革命者”，便透露了内心对于青年的希望，虽然两个“也许”的使用，同时也强调了一种不信任感。至于徐懋庸，文中也把他同用谣言来分散文艺界的力量，近于“内奸”行为的“破落文学家”区别开来，说他“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虽然“已经胡涂得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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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也好，宽容也好，当鲁迅从事批评的时候，他所关注的就不只限于目前中国文坛的病象，中国的未来是他所忧患的。青年就是未来。如果今日的青年可以在这样的大题目之下，罗织人罪，戏弄威权，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者乃至采取“实际解决”的行动，那么一旦放大了“领导权”，将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多年以前说的“阿Q党”，岂非不幸而言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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