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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倡“国防文学”口号的时候，周扬认为“国防的主张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这种“主题中心”论，割裂了生活，限制了作家，对于创作实践来说是十分有害的。鲁迅大病稍愈，即写了《这也是生活……》一文，对这种左倾高调，以及与此有关的创作现象，进行了含蓄的然而却是很有说服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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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病中的身边琐事写起，写喝水、休息，看看四近的东西如墙壁、苍蝇之类。于是说：“这也是生活。”而人们往往轻视这等平凡的生活，以为是“生活的渣滓”，甚至一看也不看，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其实，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只是注重其中的“一片”，即使如何重要，也不过如盲人摸象，以偏概全，陷于错误的。文中说：“中国古人，常欲得其‘全’，就是制妇女用的‘乌鸡白凤丸’，也将全鸡连毛血都收在丸药里，方法固然可笑，主意却是不错的。”又说：“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的。”在这里，鲁迅随手列举了被视作“国防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即夏衍的《赛金花》，讽刺说：“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的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还有一些“激昂慷慨的文章”，如教人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这种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自然是无可訾议的，然而这是真实的生活吗？即使是“最中心的主题”，就可以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吗？文章强调生活的互涉性和整体性，以及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多样性和真实性，指出：“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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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间，鲁迅把几天中陆续写下的几则小杂感放在一起，以一种带毒的植物命题，曰《半夏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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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杂感，对相当一些“国防文学”论者在立场上和思想上的投降的倾向，以及文坛上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现象，作了十分简练、十分尖锐深刻的批判，最后的几则，则表述了他内心的无法遏止的愤怒和轻蔑之情：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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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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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亡之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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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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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目前的文艺家，并没有古之逸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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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生以为“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死后的身体，大可随便处置，因为横竖结果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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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却没有这么旷达。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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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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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养胖一群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可多么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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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毒不丈夫，形之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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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缺点较多的人物的模特儿，被写入一部小说里，这人总以为是晦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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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这并非大晦气，因为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去的人。倘写进去，而又逼真，这小说便被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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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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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一知道我是写小说的，便回避我，我常想这样的劝止他，但可惜我的毒还不到这程度。当鲁迅把原稿拿出来给冯雪峰看时，就说：“也许你不以为然。”待雪峰看完后，还没有表示意见，他又说：“其实也没有很大意思！倒不一定要发表的。这里也看出我的‘小’来！”对于冯雪峰有关统一战线的思想理论和具体做法，鲁迅不是没有保留意见的。正因为连最亲密的朋友，也都有着一种距离感，他就很自然地觉得他的这些思想和情绪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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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当他被疾病缠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曾经对许广平说出他做的一个梦。梦中，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于是用力投出去，正好掷在敌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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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后不久，病减轻了。一切险恶的征候都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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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抑的痛苦和宣泄的快意，都不是别人可以领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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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他永不相信权力者能变得洁净起来；而当有人，不是用血而是用墨为权力者进行洗刷，他的憎恶就会远在权力者之上。他这样对人说过：“国民党，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最可憎恶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使他不得不格外费力地横站着作战，就因为这批“蛀虫”的存在。他不能放过他们，因为他不能放过为他们所放过的双手沾满血迹的权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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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以最为强烈的欲望，表达着在所有作家中几乎惟他所独有的饱浸了个人情绪的一个主题：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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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突出的例子是《女吊》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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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吊》写的是他故乡社戏中的一个角色：女性的吊死鬼。因为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缳。然而，女吊不肯如此作罢，都准备作厉鬼以复仇。鲁迅用了极其优美的文笔，描绘了乡间这个刚烈不屈的鬼魂。他称女吊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就因为她是带复仇性的。作为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的象征，女吊的确可以使上海的一群憎恶报复的“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在她的形象的光照之下变做呆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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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开头便引了故乡先贤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鲁迅承认，自己是很喜欢引用这句话的。有黄萍荪者，在呈请通缉鲁迅的许绍棣和叶溯中二人的嗾使下，主办小报《越风》。他一面在报上诋毁鲁迅，一面又接连写信向鲁迅约稿。鲁迅统统不复，最后，才写了一封不足一百字的短信回答他。其中说：“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所谓“奉报”，就是“报仇雪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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