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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钧儒讲演说，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人，应该有一个“国葬”，但是，今天这许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代表政府的人。他问：中国的政府哪里去了？人们又一次鼓掌，高声喊道：“民众的葬礼！”“民众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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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始终陪着许广平。这时，她在热烈的欢迎中和群众见了面，但是，由于激动，她已经不能多说话。那精神，还是同《立报》记者说的：鲁迅先生的死，是中国的一种重大的损失，纪念他的办法，是要把他那种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精神，扩大宣传到全世界去，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说完，不断揩着涌出的泪水。在杨铨遇害之后，她从来未曾这样痛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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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说，鲁迅先生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会写文章，而是因为他为世界上最大多数的被压迫的人说话。在他的一生中，永没有背叛了大多数而向少数人屈服的。又说，现在有许多人，他们在某一个时代，的确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得了民心，可是过了一个时候，他们又把廉价买来的民心高价出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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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也讲了话。然后，讲话的是萧军，他是代表了治丧处同人及鲁迅生前支持的四个刊物讲话的。他大声说道：“鲁迅先生的死是他的敌人逼死的——是他的敌人要他死。现在他已经死了，可是，难道他的敌人就胜利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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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立刻呼喊着响应：“没有胜利！”“没有胜利！”“他的敌人绝对不会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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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遗像，仍用了悲悯而坚定的目光，俯视着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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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息歌的哀声中，在千万颗心的绝望的依恋里，一面白缎黑绒的“民族魂”的大旗，轻轻地覆盖在灵柩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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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一直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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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群众中又跑出一些人来拥挤着把灵柩抬进墓穴，她向水泥椁上撒了第一把土——多么沉重的第一把土！愿你安息，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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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安息在土地里！……人们手拉着手，围在墓穴四周，歌声和哭声缠裹在一起。墓穴填平了。暮色降临了。伟大的地之子终于回归了大地。可是，当人们陆续走散，便只余一片苍茫、沉寂的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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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西天竟出现了一弯微红的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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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他的只有这一弯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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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正是他所喜爱的。在无边的夜色里，它放着淡淡的光辉，但却是纯净的、惟一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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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许寿裳从北平到上海，特地来到墓地里看望他，带着一环花圈和万千思绪。寂寂归途中，吟成这样一首诗：身后万民同雪涕，生前孤剑独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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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浩气终黄土，长夜凭谁叩晓钟！是的，依然长夜，长夜，长夜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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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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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死了——敲钟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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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4日深夜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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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校改完毕，翻开当日的《南方周末》，恰好见到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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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反右”运动风云初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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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举行座谈。席间，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发问：“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略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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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所载，最早见于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文字略有出入，对话内容是一致的，但不久，这段故实即为学者所否认，以为证据不足。而今，“现场”中人站出来说话了，何如？然而事实又开出了另外的难题：果真如此，应当如何解释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前后论述的矛盾性？如何确定鲁迅在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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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鲁迅，毛泽东从来是既有赞扬，也有批评的。抽象的赞扬如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文化英雄”和“三个家”的论断，鲁迅逝世周年在延安做的新“圣人”的演讲；具体的有论鲁迅的晚期杂文、《阿Q正传》、《自嘲》诗等。毛泽东横空出世，雄视古今，从未如此高度评价一个人，因此很自然地被一些大学者和小丈夫当作“神化”鲁迅的滥觞。对鲁迅的批评则相当婉曲，如宣告“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的讲话，通过对鲁迅杂文所作的时间性规限，实质上否定批判的普遍意义；也有明白批评的，在给周扬的信中，就指鲁迅对中国农民革命缺乏认识。由于批评性意见不多，流布范围较小，所以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只记得鲁迅称说的那类“阳面大文”的赞誉之辞。其实，在毛泽东那里，鲁迅的精神遗产以其固有的价值，已然被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这样的资本，同样可以垄断，可以流通，可以随机使用。所谓“团结，利用，改造”，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与他对待广大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毛罗对话”中的意见，相对而言应当算得是“私见”，令人震惊的是，这私见却被毛泽东本人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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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何以在这时公开他的私见？是否出于一种文化策略的考虑，即所谓“阳谋”？对此可以存而不论。重要的是，毛泽东这个适时公开的私见，是早已形成的成熟的看法呢，抑或率尔作出的错误的判断？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理解鲁迅的政治哲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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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毛泽东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判断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一、无论是新政权还是旧政权，对于权力，鲁迅始终怀有个人主义的反抗；二、鲁迅对强制性的政治思想运动是反对的；三、鲁迅的反抗方式只能是写作，一旦停止写作便一无所有；四、鲁迅是不妥协的，自然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也是不妥协的。早在20年代，鲁迅便做过一个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从政治文化学的角度，揭示政治家与文艺家的冲突的必然性；40年代，在延安一度“挂帅”的王实味也写过题作《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明显地搬用鲁迅的观点。凡这些，毛泽东是清楚的。他的关于知识分子“两重性”的论述，就不仅来源于马列主义的经典，而且来源于中国的历史教训，以及他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斗争经验。他深知，像鲁迅一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含有反利用的成分。对于知识、观念形态的东西，他不抱信任的态度，对它们的工具性一直保持警惕；他认为，那是可以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界限，既能为革命所利用，也能为反革命所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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