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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实际地位如何？无权者而已。从大清帝国到国民党的“党国”，从随随便便杀人到书报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有限，惟靠个人的自由的抗争。对此，鲁迅是清醒的，准备充分的，所以称作“绝望的抗战”。他不但反对专制统治，而且反对“奉旨革命”，临到最后，还夺“元帅”的“鞭子”，拒绝进入“统一”的“天罗地网”。一般而言，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冲突的，鲁迅却很特别，社会责任直接体现在自由选择上面。在黑暗王国里，反抗即责任，何况为社会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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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异常尖锐地指出鲁迅身上的突出的存在：个人主义与自由意志。其实在此，他已经有力地触及了个人行为背后的隐形结构。然而，鲁迅的自由—权力哲学长期成为禁区，即使有人论及，也都十分薄弱。而今，毛泽东以猜想的形式打破了这个禁区。我们发现，在科学研究中，猜想可能比实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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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过，即着手写作这部鲁迅传记，完成已是1989年。整个80年代中后期，我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鲁迅世界——中间，感受是深切的。传记的框架，也就是鲁迅的人间性，可以说就在真理、权力、自我三者的互动关系上展开，自由与权力构成基本的内在张力。90年代的空气很祥和，鲁迅的话题似乎颇吵闹。至今翻检旧作，仍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增添的，除了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订正一处史实以外，也没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删汰。而这，正好是自己多年不见长进的根据，很教人汗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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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从写成到一版再版，深获李士非、岑桑、尚钧鹏诸先生的关怀与帮助；出版之后，又获不少专家与杂家的谬奖，尤其是辗转传来的一些无名青年的书信和电话，使我长怀感激而且不安。今年6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唐元明先生诚邀再版，除了认真修订，言辞的答谢实属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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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鲁迅把我和众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联系到了一起。由是，我再次被告知：一个人的力量有如许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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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21日，旦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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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第四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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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王培元先生的盛意，在时隔八年之后，《人间鲁迅》得以新版面世，是很可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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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之后，有两大文化现象同鲁迅有关：其一是知识界把鲁迅当作“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群起而攻之，曰“褊狭”，曰“左”，曰“仇恨政治学”，如此种种，是同“告别革命”、“反思五四”一类宏论一起出现的。其二，是教育界把鲁迅作品清理出教科书之外，为此，还曾引发媒体一时的哄闹。对于前者，我曾作文略陈己见，于后者则未置一辞，无论怎样，却始终认为，这类现象的发生是正常的、必然的，无非是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不足怪异。至于鲁迅的声誉是否因此受损的问题，看看他本人的自白便可以知道，他说，“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污蔑……”他原本便不想活着讨人喜欢，身后被人“纪念”，——简直太骄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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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有人对鲁迅施与攻击以显示其优越，至今觉得重版这部关于鲁迅生平的著作，还有那么一点意思，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我不认为传记就一定是纯“客观”的书，在这部书里，一样寄存了我的爱憎，不平与抗争，向往与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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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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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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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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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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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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