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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班固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大概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元朔三年是公元前一二六，如果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十岁诵古文”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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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司马迁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他也是主张生于公元前一四五的），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也没有么？这十儿年的空白光阴恐怕就是由于多推算了十年而造出的。假若真是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算至奉使以前），司马迁不会在《自序》里不提及。看他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似乎中间为时极短。倘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仕于公元前一一五或一一四之际，跟着没有三年，就有扈从西至空峒之事（公元前一一二），奉使巴蜀之事（公元前一一一），不是更合情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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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自序》上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看口气，也很像是他父亲任为太史公之后才生他。那末，这也是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较比提前十年更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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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自序》上，司马谈临死时，执迁手而泣，告诉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听了后，便俯首流涕，这也宛然是告诫一个青年的光景，说他这时是三十六岁，远不如说他是二十六岁，更逼真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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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始为太史令，《高士传》上说他既亲贵，因而有向挚峻劝进之书。那一种少年躁进的态度，与其说出自一个将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的人，决不如说出自还不到而立之年（二十八岁）的人，更适合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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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郭解被杀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司马迁是曾经见过郭解的。但郭解并没有到过京师，只是郭解在死前却到过夏阳（司马迁的故里韩城）安置外祖家的老小，倘此年为司马迁之九岁，则司马迁在十岁学古文之前还在家乡，因而见到郭解是最可能的，否则这一年十九岁，就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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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李广自杀于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迁及见广。但迁与李广之孙李陵为友，则迁见广时应很年幼，说李广死时司马迁二十七岁是不如说他十七岁更合理的。况且李广只活了六十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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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照王静安说，《索隐》所引，是和敦煌汉简上的格式正是一样的，应该是“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那末二十八岁之说也就应该信为实据，此条既系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那就是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无疑了。王静安、梁任公一定要说是二十八是三十八之误者，不过是为符合《正义》太初元年四十二岁之说。但我想《正义》四十二岁之说的确可能并非指太初元年四十二岁，却只是指司马迁一生有四十二岁。再看《正义》原文：“按迁年四十二岁。”不似特别标明某一年多大岁数，而且书中也很少有在某年忽然注出那人是某年几岁的例。《索隐》所引也是重在“为太史令”，不过很幸运，附带报告了一段信史，让我们知道了司马迁为太史令时的年岁，又因而让我们推出生于建元六年而已。四十二岁既不一定是指太初元年；王静安、梁任公改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说也就不必了。张惟骧解释《正义》并不错，错只在不肯承认《索隐》所谓三年是元封三年，而硬说是太和三年，殊不知照《史记自序》恰恰是指元封，可惜他一转手之间，竟面对真理而交臂失之了。至于司马迁年寿是否只有四十二岁，我们暂不讨论，现在只说他的生年，《索隐》未必误，而情事一切吻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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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是第一等史料，和这符合与否，就是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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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年的考订，有人也许觉得不关重要，以为差十年也没有大关系。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假若司马迁早生十年，则《史记》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的作品，那是一部成年人的东西，否则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那便恰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了，我们对于他整个人格的了解，也要随着变动。所以这十年之差，究竟是值得去争的！就现在论，我采取公元前一三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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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三月五日写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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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书局本《史记》作“一曰天主，祠天齐”，下文“二曰地主”……“八曰四时主”各条断句同此。——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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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书局本《史记》“官”作“字”，下文“摈”作“傧”。——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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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第二章 司马迁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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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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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成功不止由于时代伟大，而且由于他有一个伟大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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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太远的谱系，我想不必去追溯。因为，就是追溯了，也不一定可靠。我们只记得在司马迁的父亲临死时，曾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有这样一个粗略的轮廓，晓得他们是代代相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在古代二者是一定要由一人去兼的），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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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较可考的先人，应该从司马错算起。司马错曾经和张仪在秦惠王跟前辩论过伐蜀与伐韩的利害。张仪的观点是政治的，他主张伐韩，伐韩其实是威胁周，“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的观点则是经济的，认为要振国威，便先要有经济基础，所以他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从这个观点看，则伐蜀的利要大些。而且他又觉得攻韩，劫天子，都是会刺戟其他大国的注意的，只有伐蜀却只得实利，而谁也不会干涉，正是：“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这算盘的确打得精，眼光也的确够远！因而惠王就采取了司马错的政策了，后来秦之所以能打平六国，未始不归功于此。这事发生在公元前三一六年，距司马迁之生有一百八十几年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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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错的儿子是谁，我们不晓得，我们却只知道他的孙子是司马蕲。司马蕲曾经在白起的部下，参加过长平之战。那是有名的一次大战，赵国被杀的士卒有四十五万之多，赵从此便一蹶不复振了。但后来白起因为和范睢的磨擦，很不得意，再有战争，便常称病不出。结果秦昭王大怒，于是赐死。大概因为司马蕲是白起很忠实并十分亲近的部下之故吧，也就在这时一同赐死了。长平之战，是在公元前二六○年，他们被赐死，是在公元前二五七年。这距司马迁的生年有一百二十几年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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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蕲的儿子是谁，我们却又不清楚。却又只知道他的孙子是司马昌。司马昌曾经在秦始皇的时代（公元前二四六一前二○七）当过主铁官。这是治粟内史以下的管铁矿的官，仿佛现在经济部里的一个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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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毋怿，他做过汉市长。汉市是地名，在秦汉时代，凡是治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则称长。司马毋怿是司马迁的曾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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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祖父是司马喜。司马喜曾经得到“五大夫”的爵位，这是第九等爵，意义是“大夫之尊”。最高是第二十等爵，所谓“彻侯”，那意思是说和天子可以有着往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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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这些先祖的事业，我们知道得太简略了，现在我们所可说的，只是他们早先是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曾经有过远见的司马错，曾经有过忠诚的司马蕲，另外，是些小官，如此而已。却只有司马迁的父亲，我们乃可以有着一个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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