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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次说儒家的好处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这是“不可易”的方面，然而六艺经传的数量太大了，事情太繁琐了，闹得一个政治领袖事必躬亲，精疲力竭，毛病便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真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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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次说墨家的好处是“强本节用”，这是“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的，然而墨家每每要过原始的生活，却是不合乎进化的原理的，“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而且社会上既有尊卑的分别，自然而然在生活上有差异，所以毛病乃是“俭而难遵”。这隐约间恐怕是指的汉文帝。因为汉文帝就是俭得不近人情的，他曾经想建筑一个露台，让工人来估价了一番，说是要百金，他就说这可以够中产之家的十倍了，于是中止。他的衣服向来是很粗糙的，就是他所喜爱的慎夫人，也不让她的衣服长得拖在地上。帐子上连绣花都不许有。他临死的时候，并且下诏，禁止人为他厚葬和重服。这都近乎墨家的作风。天下究竟有几个汉文帝？可见是俭而难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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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名家和法家，司马谈说一个是“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这是短处，可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却也是有可取的；一个则是只讲法，不讲亲疏，“严而少恩”，所以只能行一时之计，不能长久，这也是短处，然而定出尊卑，定出职分，却就又是“虽百家弗能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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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五家的短长都一一指出，这便是司马谈的识力过人和代表批评精神处。然而司马谈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的，（没有立场就不配是一个思想家了！）他的立场乃是道家，所以他对道家就全然赞许。各家的毛病是在只执一隅，而不能灵活的运用，在灵活的运用上见长的，只有道家。道家的好处，首先是富有综合性，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可说把各家的长处都采取来了；其次是富有弹性，所谓“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不死钉在一点上；而且，道家能够让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常常处在一种从容有馀的地步，于是无施而不可。一般人都以为道家很虚玄，司马谈却了解得极为正确，他说是“其词难知”，但却是“其实易行”的。他的眼光总较普通人透过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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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说的道家，其中实含有一种很智慧，却也很实际的政治哲学。西汉本来是盛行黄、老的，文帝和景帝之际，尤其是能运用黄、老的精义的时代。能为这个时代留一个精神上的写照的，当推司马谈这篇重要文献了。这篇文章，也决不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其中有很中肯的对当代政治的批评在。一般神神道道的今文学家，就是他指的阴阳，一般琐琐碎碎的定朝仪的经生，就是他所谓的儒，那像晁错主张削弱诸侯力量的人，就正是他所指的申商名法之学。他眼见那些实际上的得失，又看到汉武帝慢慢失掉了文景时代对于黄、老精神的运用，政治上实已快走入窒碍不通之地了，所以才写了这篇重要政论。司马迁说他父亲作这文的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正可见有一番苦心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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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作这篇文章的确切年代虽不可考，但就时代背景看去，一定是在黄、老之学的势力已经式微，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的计划次第实现之际。这事当以窦太后之死为关键。窦太后是专门作弄儒家的，例如她听说辕固生批评《老子》是家人言，便罚他去杀猪，假若不是景帝给他一把快刀，不能把猪一刺就死，说不定还有其他奇特的花样呢。窦太后死于公元前一三五年，也就是司马迁生的那年。过了十二年，公孙弘就请求设博士弟子五十人，高第的人可以为郎中，“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应该不出这十二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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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的精神面貌处处范铸了他的天才爱儿司马迁。司马迁对于任何家的学问能欣赏，并能批评；他书中所记载的“黄老派”，也都与司马谈所论的相符合；直然是司马谈的精神的副本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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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司马谈与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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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因为是职务的关系吧，司马谈虽然站在自然主义的道家的立场，可是对于汉代的封禅却也很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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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公元前一一三年，司马迁已经二十三岁了，司马谈参与订立祠后土的典礼。他和祠官宽舒等商议的结果是：在水洼的地方，堆起五个圆土丘，称为坛，每一个坛上用黄牛祭祀，祭祀完了，就把牛埋了，凡是陪从祭祀的人都要穿黄衣服。这是因为按五行讲起来，土的颜色应该是黄的，以取相应。当时汉武帝就是照着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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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对于封禅还有一件大功劳，就是议立泰畤坛。这事情在议祠后土的第二年。泰畤坛是祀太乙的，太乙是天神中最尊贵的，有人说这就是北极神的别名。这典礼更隆重，太乙坛是三层，周围是五帝坛，按方位罗列着。祭祀完了以后，祭品是烧掉。用的牛的颜色是白的，鹿放在牛中间，猪又放在鹿中间。祭五帝的官，要穿着和五帝相当的颜色的衣服。祭太乙的官则著紫色的衣服，绣着花。皇帝穿的衣服却是黄色的。在冬至的时候，天还没亮，皇帝就要亲自率领许多祠官来祭祀。坛上满是火光，坛旁摆着煮东西的大锅，或者鼎之类。陪从的人捧着六寸大的圆璧，这就是所谓瑄玉，献给神明。在那天夜里，果然看见很美的一道光；到了白昼，便又看见一股上属天，下属地的黄气。于是司马谈等便建议：“神灵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祀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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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事都不过是正式的封禅的序幕。正式的封禅须要到泰山上去。封禅是大家都盼望着的，汉武帝一即位（公元前一四○），大家就已经议论纷纷了，可是因为窦太后的作梗，让一切计划归于泡影。过了六年，窦太后死了，第二年汉武帝就开始郊祀。又过了十三年，济北王就晓得封禅快实现了，于是把泰山及其附近的地方都献给天子，天子便用其他地方偿还了，算是交换。再过了九年，是司马谈议祠后土的一年，汉武帝开始巡视郡县，泰山就仿佛是一个大诱惑似的，慢慢把他诱近了。这样又过了三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大规模的正式封禅实现。先是汉武帝亲自率领了十八万骑兵，旗帜招展了千有馀里，从长安出发，越过了长城，到了当时北方的边陲，现在绥远的五原、归绥一带（所谓单于台即在归绥），威振匈奴。汉武帝更打发人告诉单于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漠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詟就是吓得不敢喘息的意思。大概匈奴的首领（单于）也没敢来交锋，所以他又率领了那十八万骑兵，又南下，到了陕西的中部县，那儿有桥山，相传有黄帝的坟在，于是祭过黄帝，回到甘泉。甘泉在现在陕西淳化县的西北，距长安二百里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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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历法还是以十月为正首。汉武帝到边陲之地，即是十月间的事。到了春天正月，他又到了缑氏（现在河南的偃师县南，在洛阳以东）。汉武帝亲自登上嵩山，他们祭山的时候，听见空中有高呼万岁的声响，一共三次。于是又东巡，到了海上，夏天的四月，从海上还至泰山，于是正式封禅。因为这一年开始封泰山，所以叫元封元年。到了这年的五月，这封禅的大队人马才又由海上，到了现在辽宁的锦县、热河的承德一带，再经过绥远的五原，回到甘泉。他们一共走了一万八千里，真是大旅行！当时汉朝的国威既已达到顶点，汉武帝的高兴是可知的，那封禅典礼的隆重也是可以想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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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是一件大事，是士大夫和老百姓渴望了三十多年的大事。这不止是宗教上的大典，而且是政治上庆祝过去，更新将来的一种象征。——至少那时的朝野是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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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热烈的欢腾中，不幸却有一人未能参加，这就是司马谈。他大概就在那一年的正月，随着汉武帝到了洛阳的吧，恐怕嵩山的典礼已经没赶上，泰山是更不用说了。更不幸的是，他己经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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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伟大的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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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二十六岁的司马迁，正奉使巴蜀，到了昆明等地，归来复命，却看见父亲病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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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父亲见了司马迁，热切地把着他的手，泪流下来，告诉他了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了那不得参加封禅的懊丧，并告诉他了如何尽孝道，善继父志。那话是断断续续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这是告诉他自己原有意要恢复祖上的专业的，可是不幸未能完成，这使命便只有由他儿子去继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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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一代的大典，不得参与，原是一个历史家所最放心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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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未尝不晓得他的儿子可以继续作太史公的官，可是事业的完成与否，却是不一定的，于是又很殷切地勉励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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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听了，低下头，便哭了，他在感动之中，给他父亲以安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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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之东巡海上及封禅泰山，过辽西而归甘泉，司马迁以职务之故，是扈从了的。不知道司马谈在他儿子出发以前就诀别了呢，还是他儿子走了以后才自己寂寞地死去的，总之，是这一年，司马迁失掉了父亲，在怀念与哀思中，接承了作一个大历史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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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父亲的遗命时常在他脑海里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每当思念到这些话时，他就觉得自己的使命，简直应该是当仁不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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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也很意识到，他的事业应该有大部分归功于他父亲。他父亲不惟是有批评精神，而且是能善于欣赏的人物，这印象也给他十分深。所以他有一次对壶遂就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既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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