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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精神，仿佛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了，仿佛可以随意携取孔子的用语以为武器而十分当行了，所以当他褒贬吕不韦时，只用一个字，就是“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原来孔子所谓闻，乃是包含“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和“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的“达”是正对待的。司马迁的褒贬够经济！其养育于孔子精神中者，够凝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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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教化是有着人情的温暖和雍容博雅的风度的，这也让司马迁发生一种明显的共鸣。司马迁在《卫康叔世家》的赞里说：“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这有人伦的至性的感慨在！司马迁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的序里又说：“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这儒家的亲亲之义，也是司马迁所深深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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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容博雅的风度，就是孔子所理想的人格——君子。司马迁也每每称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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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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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吴太伯世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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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樗里子甘茂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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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成侯周，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傅靳蒯成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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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侯微巧，而周文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万石张叔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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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韩长孺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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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有德，所谓闳览博物，所谓笃行，所谓深中隐厚，所谓内廉行修，都是君子一义的内涵，活画出一个有教养，有性情，有含蓄，有风度的理想人格来。这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司马迁的理想人格。人格的衡量，这君子的标准就是尺度，司马迁受孔子的精神影响有多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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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孔子世家》的赞里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别人折中于夫子与否，我们不敢说，但他自己却确是如此了。而且，也不只在谈六艺时如此，就是对于一般人物的品评，对于大小事物的看法，也几乎总在骨子里依孔子的标准为试金石。他直然以孔子的论断作自己的论断处不必说了，此外如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大义是什么呢？也无非用孔子的尺度，而居高临下地看，而见其如此而已。“考信于六艺”是司马迁所拳拳服膺的，在六艺之中，而“折中于夫子”；尤其是司马迁所实行着的。他心悦诚服地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其中有纯挚的依恋，仰慕的情感在着。假若说司马迁是孟子之后，孔子的第二个最忠诚的追随者，大概谁也不能否认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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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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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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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在这点上，司马迁了解最深澈，也最有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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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世家》里记载孔子厄于陈蔡，粮也绝了，跟随的人也病得起不来了，子路已经发脾气，子贡已经不能忍耐，于是孔子用同样的“《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的问话来开导弟子。子路在这时是最动摇的，他便说：“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给他当头一榛：“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贡对孔子的信仰稍为坚定一点，但也觉得和现实未免有些脱节，于是也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殊不知孔子的真精神就在不顾现实上，所以孔子也不满意，因而驳斥他道：“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尔志不远矣！”可见他们两人都不能了解孔子。最后却只有颜渊说得好：“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在己，不顾现实的精神，才是孔子的真正价值。所以孔子不能不很幽默地加以赞许了：“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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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有意义极了，孔子的真精神在这里，儒家的全部精华在这里！不错，孔子因为不顾现实，直然空做了一个像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而失败了，然而是光荣的失败，他的人格正因此而永恒地不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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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便是最能在这个地方去把握孔子，并加以欣赏的。一篇整个的《孔子世家》，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之光荣的失败的记录。孔子一方面有救世的热肠，然而另方面决不轻于妥协，他热中，但是决不苟合。他的热心到了天真的地步，公山不狃拿小小的费这个地方要造反，想召孔子，孔子就高兴得小题大作地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已经想建立一个东方的大周帝国了！然而他并没有真去。（《史记》上在这种地方写得好！）而且后来他到任何地方，都是走得极为干脆。——司马迁是能够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心灵拍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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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功利是孔子精神的核心。说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是非常难能的，尤其在一个热心救世如孔子的人更难能。小己利害，容易冲得开，大题目一来，便很少有人能像孔子那样坚定了。救世是一个最大的诱惑，稍一放松，就容易不择手段，而理论化，而原谅自己了！孔子偏不妥协，偏不受诱惑，他不让他的人格有任何可袭击的污点。司马迁最能体会孔子这伟大的悲剧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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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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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庸人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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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都有极深的了解和极大的同情。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孔子何以称“三以天下让”的泰伯为“至德”，才明白孔子何以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为“殷有三仁”，才明白老子斤斤于无益于身的事，比起孔子来，虽高明，但实则多末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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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在列传之中先叙述的是伯夷（《自序》上称他“末世争利，维彼奔义”），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把布衣的孔子升入了世家，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感慨地叙述了刎颈交的张耳、陈馀终于以利相仇，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赏识商鞅、李斯的才干，却只因为他们主张不坚定（商鞅对孝公既说王道，又改霸道，李斯则惧祸重爵，苟合赵高），只因为他们单为现实而求售，而取容，遂不能不放在一个较低的估评而鄙夷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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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彻头彻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现实精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这是他们精神的真正契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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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们并不是没有距离的，这就是：孔子看到现实的不可靠，遂坚定自己的主张，而求其在我，因而坦然地安静下去了。司马迁则不然，现实既不可靠，自己虽站在反抗的地位，然而他没有平静下去，却出之以愤慨和抒情。他们同是反功利，孔子把力量收敛到自身了，司马迁却发挥出去。因为同是反功利，所以司马迁对孔子能够从心里欣赏，而向往着，却又因为有屑微的差异，所以司马迁只可以羡慕，而不能作到孔子——在激荡的惊涛骇浪之中，只有对于一个不可及的平静如镜的湖面在羡慕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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