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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相如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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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根据诗教以评论后世文章，司马迁认为《诗》总有讽谏的作用。司马迁叙述读《诗》后的感印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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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召公世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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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有时赋《诗》断章，借为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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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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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时借《诗》为评论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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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淮南衡山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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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是司马迁对于《诗》的总认识则又有：“《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他终于以文学家的立场，而还这部古代诗歌总集一个抒情的本来面目。在那乌烟瘴气的经生见地中，这不啻是一个照彻万里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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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到《书》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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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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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明《书》不但是一种史，而且是有一种文化的传统之理解在。礼本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的定规，《书》便恰恰是和礼相配合，而记录着这种关系的变迁的。这样一来，礼的意义便充实了，《书》的意义也扩大并提高了。其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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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 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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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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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河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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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援用《书经》之文，或则加以熔铸的。《史记》中援用了经文，而泯却了痕迹的，那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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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张释之冯唐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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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是拿《书经》作为衡量的尺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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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和乐，司马迁也有他很深澈的了解和发明。这是见之于《礼书》和《乐书》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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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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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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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礼，可说赞美极了，称为“洋洋美德”，称为“岂人力也哉”！简直把它神秘化，而以为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也可说是最中肯的对于礼的理解。礼无非是人情，正是儒家所谓“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把人情（包括欲望）放在适当的地位，不是阻遏而是节制，并且让它有适当的发泄，这是礼的真意义，也是儒家的大功绩。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认识的，好像只是“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别”似的，就未免仍旧有点皮相了。我敢说司马迁之认识和理解儒家，尤有超过于其父者。然而那机会却仍是他父亲给他的，所以我们就仍不能不感谢司马谈了！司马迁又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也是大发现。只有在这一点上，礼与乐才有相通。至于所谓“荡涤邪秽，以饰厥性”，简直像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净化作用（Katharsis）：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的，一切艺术性的礼乐文化也都是如此的！最后，司马迁用“自然之势”来解释乐之感人，就又表示他没辜负父亲所遗留给他的道家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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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诗》、《书》、《礼》、《乐》的认识说过，现在说到他和《易》的关系。书中引《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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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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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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