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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 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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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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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河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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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援用《书经》之文，或则加以熔铸的。《史记》中援用了经文，而泯却了痕迹的，那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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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张释之冯唐列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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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是拿《书经》作为衡量的尺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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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和乐，司马迁也有他很深澈的了解和发明。这是见之于《礼书》和《乐书》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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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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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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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礼，可说赞美极了，称为“洋洋美德”，称为“岂人力也哉”！简直把它神秘化，而以为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也可说是最中肯的对于礼的理解。礼无非是人情，正是儒家所谓“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把人情（包括欲望）放在适当的地位，不是阻遏而是节制，并且让它有适当的发泄，这是礼的真意义，也是儒家的大功绩。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认识的，好像只是“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别”似的，就未免仍旧有点皮相了。我敢说司马迁之认识和理解儒家，尤有超过于其父者。然而那机会却仍是他父亲给他的，所以我们就仍不能不感谢司马谈了！司马迁又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也是大发现。只有在这一点上，礼与乐才有相通。至于所谓“荡涤邪秽，以饰厥性”，简直像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净化作用（Katharsis）：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的，一切艺术性的礼乐文化也都是如此的！最后，司马迁用“自然之势”来解释乐之感人，就又表示他没辜负父亲所遗留给他的道家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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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诗》、《书》、《礼》、《乐》的认识说过，现在说到他和《易》的关系。书中引《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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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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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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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引的是《井卦》爻辞和系辞。书中赞美《易》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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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田敬仲完世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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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晚而喜《易》之说，是司马迁所坚持的，在《孔子世家》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大概因为司马迁在经学上的传受是今文家之故吧，所以他心目中的孔子和《六经》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司马迁对于《易》的认识既是“幽明”，所以凡是《史记》中讲幽明的地方，大抵都可认为是《易》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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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外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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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此其荦荤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天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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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龟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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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孔子不常讲的性命与天道，就是《易》道。孔子人格本有神秘的一方面，也就是浪漫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尤其惹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越不可测度，越有诱惑性。孔子的人格乃是无限的，乃是“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然而因此，却越发让崇拜他的人兴“高山仰止”之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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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内容是讲幽明之变，是讲性命之际，是讲天道。至于《易》的构成原理，司马迁却也有扼要的说明：“《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司马相如列传赞》）原来《春秋》是借一些具体事实而推出一些抽象道理，《易》却是由一些抽象原则而借象征为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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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中，最后应该说到《春秋》。却因为《春秋》对司马迁的精神更有着内在的连系了，所以我们留在下面，特别去探讨。现在可说的，是司马迁浸润于《六经》者实在深而且久。他对李斯的惋惜，是“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可见知六艺之归，他便认为是应该大有所作为了。司马迁的抱负，正可在这里窥见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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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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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司马迁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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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之中的《春秋》，司马迁尤其重视着。这是无怪的，因为不惟他的父亲的遗命是希望他作第二个孔子，继续《春秋》，就是他自己的心胸，也实以作《春秋》的孔子自居。《春秋》绝笔于获麟，《史记》也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照《史记》上说，孔子是厄于陈蔡，才作《春秋》的（《太史公自序》），而司马迁却也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才“述往事，思来者”的；尤其妙的是，孟子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么？孔子到司马迁，也恰是五百岁，“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那末，更是应该有第二个作《春秋》的孔子的时候了！这些话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必去问，汉武帝是否真获了麟，孔子是否真在陈蔡之厄作《春秋》，司马迁是否真因李陵之祸才动手写《史记》，孔子到司马迁是否已经恰有五百岁，我们都不必管。我们注意的是，不在事实而在心理上，司马迁的话有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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