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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这一年，汉武帝仍然巡幸。在改历之前，汉武帝又到了泰山和海上。在改历之后，秋天的八月，则到了安定（现在甘肃固原县）。这一年，开始征大宛（苏俄属的中亚细亚之地），因为大宛的贰师城有好马，遂称去征伐的将军李广利为贰师将军，预备一到那儿就把马取了来。那知道李广利来往两年，回到敦煌（甘肃西界），去的数万人不过只剩了十分之一二了，于是李广利请求罢兵。汉武帝听了大怒，打发人在玉门把败兵截住，说：“敢回来的就斩！”因此李广利吓得留在敦煌，不敢回来。汉武帝觉得大宛是一个小国，小国还攻不下，岂不为人耻笑，于是又发了六万人，十万只牛，三万多匹马，骆驼驴骡也以万计；更因为大宛城内无水，他们吃水是到城外的井里取，于是加派了水工，去把水汲干，好让城内没得水吃。再为万全起见，加发了十八万人，保卫酒泉（甘肃西部），同时也是后备军。伐大宛，目的是为得马，于是随着大军，又派了两位善于选马的人，预备一攻下大宛城，就取马。因此李广利再整队西征。这事一直到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才告结束，好马得了数十匹，中等马得了三千多匹，大宛王由汉兵立了一位对中国一向情感好的昧蔡，李广利凯旋回到长安。为了几千匹马，就那样小题大作，这就是那一个时代之富有传奇性和诱惑性的地方。（威风而有趣的《大宛列传》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的！）同时，西域的建设，却因此更玑固并更扩大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时，亭障不过设到玉门（甘肃西部之中心），现在隔了八年，就又从敦煌设亭障至于盐泽（现在新疆的罗布诺尔）了。到这时，司马迁年三十五！这其间，汉武帝曾经幸河东（公元前一○二），本年也到过回中。汉武帝的车辇是没有一年休息过，司马迁的游踪也就没有一年中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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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却有一桩可注意的事，这就是汉高祖所封的一百四十多位为侯的功臣，到了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因为子孙犯法，就只剩了四个人了。这表示法律的网子是越来越密，这密网不久也就套在司马迁身上了！——那便是有名的李陵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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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体验本已经够丰富了，但却还另有这一页，使其更充实，更沈痛，也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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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第五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中）——必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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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司马迁的性格之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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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案的悲剧是必然发生的。首先是由于司马迁的性格。我们试想想看吧，假定司马迁没受过儒家的薰陶，十岁时不曾去学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二十岁前也不曾去接触董仲舒的公羊派《春秋》，壮游时也不曾到齐鲁去练习乡射，后来也不曾到大行礼官去看三代损益的“礼”，甚而根本没有一个让他“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的孔子，就是有，他根本也不曾晓得，那末，他将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我想，他恐怕是一个再放诞也没有的人物，像庄周；他恐怕是一个再多情也没有的人物，像屈原；他恐怕是一个再任性也没有的人物，可以超过陶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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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上，他笼罩于孔子的精神之下了，他的横溢的天才，已经像泛滥的河流一样，终于入了一个峻峭的岩壁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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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他的本来面目还是时隐时现的。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终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的；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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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情感极浓烈，平常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极苦闷、极寂寞的郁结的烦恼在；德文所谓Leidenschaft，最足以表现他这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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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种情感，又不止是愤懑的、破坏的而已，却同时是极为积极，极为同情，对一切美丽的，则有着极度的热爱，而不能平淡。他对于孔子吧，称为“至圣”，称“心乡往之”，称“想见其为人”，称“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对于屈原吧，称“能无怨乎”？称“盖自怨生也”，称“悲其志”，称“未尝不垂涕”；就是对于季札，也称“何其闳览博物君子”；对于韩非，也称“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对于苏秦，竟也说“毋令独被恶声”；对于游侠，更说“自秦以前，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同情，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深挚的怀念！至于他废书而叹的时候，更非常多，他读到《孟子》“何以利吾国”，废书而叹；他读乐毅《报燕王书》，废书而叹；他读到功令，广厉学官之路，也废书而叹；他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乐书》），又未尝不垂涕——他的情感像准备爆发着的火山一样，时时会喷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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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作《史记》，也决不像一个普通平静的学者似的，可以无动于中而下笔者，看他的《自序》，“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天下患衡秦无厌，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基于一种感情而去着手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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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这就是他之伟大处！不了解情感生活的人，不能读司马迁的书！许多责备司马迁的人，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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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司马迁是这样情感的，所以对于李陵的遭遇，不能不大声疾呼。加之，他的诚坦，使他不会说违心之论，使他不能（也不肯）观测上峰的颜色；他的正义感，更使他不能怯懦地有所含蓄或隐藏。所以，李陵案便决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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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好奇与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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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案之必然性，还不止上面所说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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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一种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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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到司马迁好奇的是扬雄。扬雄生于公元前五二年，死于纪元后十八年。他之生，距司马迁之死只有三四十年。他的话是好极了：“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是司马迁的同情之广处，爱奇，尤其是司马迁的浪漫性格之核心。后来唐朝作《史记索隐》的司马贞也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史记索隐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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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好奇，所以他在二十岁，在现在也不过一个高中学生的学龄，就遍游全国，而且专门“探禹穴”，“窥九嶷”，“浮沅湘”，“厄困鄱、薛、彭城”，过一种冒险而浪漫的生涯了。因为好奇，所以他的文字疏疏落落，句子极其参差，风格极其丰富而变化，正像怪特的山川一样，无一处不是奇境，又像诡幻的天气一样，无一时一刻不是兼有和风丽日、狂雨骤飙、雷电和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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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司马迁常称他爱的才为奇士。例如：“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馀，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张释之冯唐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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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一切有才能的人，不论古今，一律在爱着。古代的是周公、召公，所以他对于李斯的惋惜，就是没做到周召，“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对于韩信的同情，也是认为他伐功矜能，不能做周、召，“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对于周勃的称赞，也以周公拟之，“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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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人中，则萧、曹、陈平之才，都是他推许的。他说：“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张丞相列传》）其实这般人在人格上本来未必多末高的，但在才能上，都是不凡的；只要在才能上不凡，就为司马迁所欣赏了——像欣赏一种奇花异草然。这数人中，尤其是陈平，司马迁更倾倒地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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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爱才，是爱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在他所痛恨的人物之中，他也仍抑不下对于“才”的品评。以司马迁那样多情的人，当然最恨冷板板的法家，可是他对于韩非仍是极其赞叹着。以司马迁身受酷吏之毒手，对酷吏应该是死敌了，可是他的《酷吏列传》，对酷吏仍按人才的眼光分出了高下：“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寖以耗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成，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扑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司马迁不但在这里忘了仇恨和憎恶，评论起他们的人才来了，而且后来在《自序》中竟说：“民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简直也赞许了他们的生存了！司马迁的心胸又有时这样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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