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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为汉武帝时的博士,官至临淮太守,早卒(《孔子世家》)。他在经学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为“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起发以出)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儒林列传》)。这是经今古文之争的根源。据王静安先生的考证,孔安国之死,当在元光、元朔间(公元前一三四一前一二三)。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应该是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的事,那时司马迁十岁(依我的考证),所谓“年十岁则诵古文”,就是这件事。十岁时的老师,当然是一位长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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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广川人,广川是现在河北中部冀县附近。他是孝景时的博士,乃是当时一位《春秋》公羊学的权威。他讲学的时候,曾经三年不窥园庭,专心到如此!武帝即位以后,他有著名的《贤良对策》,奠定了大一统思想和养士的政策的基础。《贤良对策》呈献于公元前一四○,到了公元前一三八,汉武帝就“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了;到了公元前一三六,就置了五经博士;到了公元前一三四,就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了;这都是他对策之次第实现。所以他不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即在政治史上也有不可磨灭者在。他曾和位至公卿的公孙弘相摩擦,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廷尉张汤曾常向他请教,张汤为廷尉的最后一年是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这些事都在董仲舒的晚年,所以董仲舒大约就是在这时候死去的。以元狩三年计,那时司马迁十六岁,他之向董仲舒学《春秋》的大义微言,也一定是在少年。《刺客传》中有一位董生,和秦始皇的侍医夏无且有来往,曾亲自听到荆轲的故事(公元前二二七),《史记》中却说,他和太史公很有交情,这必是另一位董生无疑,即所谓“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为余道之如是”之“余”,亦必非司马迁。假如是司马谈,也必须司马谈活了七十几岁,而在早年听到了七十几岁的董生的话而后可,因为从荆轲之事到司马谈之卒也有一百一十七年。所以那个“余”实不知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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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是有名的苏武的父亲。他曾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跟随大将军卫青出云中(现在绥远的托克托),定朔方(绥远黄河以南之地),封为平陵侯。到了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又随卫青出朔方,大败匈奴,卫青被拜为大将军。第二年,苏建以右将军资格,再随卫青出定襄(归绥以南和林格尔之地),击匈奴。但苏建不幸所率领的一部分军队失败,他自己也仅以身免。还好,汉武帝未加诛,赎为庶人。这时司马迁十三岁。后来苏建又作过代郡太守,代郡是现在山西北部雁门一带。卫青死于元封五年(公元前一○六),大概苏建的卒年和这相去不远,这时司马迁三十岁了。苏武出使于天汉元年(公元前一○○),已经四十多岁(这是由苏武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六○年,《汉书》上说他“八十馀”推知的),则元封五年时,苏武年三十五六,苏武是苏建中子,其时苏建必已六十以上,所以他死于公元前一○六左右是可能的。苏建曾告诉司马迁以活的史料,那便是:“吾尝责大将军(卫青)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霍去病)亦仿此意。”这史料很可珍贵,因为可从而见出汉武之专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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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佗广则是汉高祖时的功臣樊哙之孙。本来是世袭的舞阳侯,在孝景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废为庶人。这时距司马迁之生还有十年,所以他也一定是司马迁的长辈了。他曾告诉过司马迁关于汉之初起时的许多功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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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遂字王孙,是冯唐之子,冯唐曾在文帝时为中郎署长,向文帝陈说过从前廉颇、李牧之贤,借以谏正文帝对边臣应该宽大。是一个敢言的长者。到了武帝初立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乃以他的儿子冯遂为郎。司马迁说“冯遂亦奇士,与余善”(《张释之冯唐列传》);司马迁从他那儿晓得秦灭赵的原故是因为赵王迁的母亲是倡女,出身不正,所以轻信谗言,杀了良将李牧,因而大局才不可收拾了的(《赵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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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人,或则为司马迁的父执(唐都),或则为司马迁的师辈(孔安国、董仲舒),或则为司马迁友辈的尊亲(苏建),或则为贵族的后裔(樊佗广、冯遂),他们给司马迁的帮助是大都在学业和史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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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司马迁晚一些的友人则有:壶遂、杨敞、杨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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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遂是司马迁定律历时的同事(公元前一○四,时司马迁年三十二),司马迁称赞他“深中隐厚”,说他不愧是梁中的长者;又说他“官至詹事(掌皇后太子的家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韩长孺列传赞》)。可知是未得施展的一位有操行的政治家。壶遂之死,在司马迁之前,然而称司马迁为夫子(《自序》),请教过司马迁关于《春秋》的道理,以及司马迁著《史记》的来由,似乎是在弟子的行辈。他们这一段问答,似乎就在太初元年,因为下面紧接着有“七年而遭李陵之祸”的话,大概就是在定律历时所谈及的吧。长者不过是一个形容词,壶遂的年事或者根本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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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陕西华阴人。先在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的幕府中,霍光在武帝末年为大司马大将军,后来辅佐汉昭帝,助立汉宣帝,是汉朝大功臣之一。杨敞因霍光之故,官做到大司农、御史大夫并丞相,封为安平侯。他是一个谨慎小心而怕事的人,议立宣帝的时候,他吓得直出汗。他死于宣帝元年(公元前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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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恽则是杨敞之中子。杨恽的母亲,即司马迁的女儿,所以他给司马迁叫外祖。他还有后母,后母却没有儿子。杨恽的性格和他父亲却不同了,极有棱角,恐怕是受外祖的遗传。在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四)时,杨恽因口祸被腰斩。他是宰相之子,因报知霍光后人的乱谋,封平通侯(公元前六六),那是在他死前十三年。只要他活了四十岁以上,那就是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以前,那时司马迁不过四十二岁,他是可以来得及见他的外祖的。据记载,他爱好外祖的《史记》,也致力于《春秋》,并且因为他的热心,《史记》才为人周知了(《汉书·杨敞列传》及《司马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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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人,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外甥,都是晚辈。杨敞和司马迁的关涉不见记载,但一定是来往颇密的,否则《史记》的副本不会在他家。其他二人,则大多传受司马迁的史学,而杨恽在文学上尤受着司马迁很深的影响,这都是可以随着司马迁而永远在人记忆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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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司马迁的平辈朋友了,这是:贾嘉、东方朔、挚峻、兒宽、田仁、任安等,之外就是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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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嘉是贾谊之孙。贾谊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在司马迁生前三十四年,只活了三十三岁。《史记·贾生列传》上说:“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或者只是司马迁通信的朋友而已。武帝所占的时代共五十四年,贾嘉到昭帝时却还健在,大概是年寿很大的。霍光在立宣帝时(公元前七三),那连名奏表上有长信少府臣嘉,或者也就是贾嘉,那末他所活动的时代就有六十年(武帝元年为公元前一四○,至公元前七三)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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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为司马迁的好友,是见桓谭《新论》。他是平原厌次(现在山东阳信县)人,他不只是一个滑稽人物,而且体格魁梧有力,并有直谏的勇气。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时,他上书自言“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那末,他应当生于文帝后元五年(公元前一五九)。他的死年不详。我们只知道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时,他谏过汉武帝不要去海上。在这时他年五十,司马迁年二十六。桓谭虽称他为司马迁的好友,可是《史记》并未道及,而且《滑稽列传》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大概未必为司马迁所重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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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峻是一个隐士,长安人,司马迁为太史令时(公元前一○八),曾劝他出仕,但却为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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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宽和司马迁一块定过太初历。他是千乘(现在山东的高苑县)人,早年也在孔安国那儿受过学,可以说是司马迁的老同窗呢。他很刻苦自励,在读书时,曾为其他学生忙伙食,他对于经典的探研,那基础都是在耕地之馀打下的。他锄地,就带着书。人很平和、聪明,而没有棱角。擅长的是文学,不能的是口才。曾为张汤所知,曾赞助过封禅,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也曾扈驾到过泰山,这时司马迁也在内的。他在这一年是御史大夫,过了九年,就是和司马迁订太初历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三),死了。他死时,司马迁三十三岁,所以他应是比司马迁年长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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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仁,赵陉城(河北定县之地)人,田叔之少子。田叔是一个黄老派,在高祖七年(公元前二○○)时露头角,到景帝时为鲁王相,数年才死。鲁王是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时才立的,距高祖七年差不多有五十年,可知田叔恐有八十左右的高寿。田叔死时,鲁王曾送来百金的赙仪;但为这少子田仁所拒绝了,他说:“不以百金伤先人名!”田仁就是司马迁的友人。田仁曾随卫青好几次出征匈奴,因卫青之故,田仁仕为郎中。后来做到二千石,当过丞相长史,京辅都尉和司直(佐丞相,举不法)。卫青为大将军,征匈奴,是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事,那时司马迁才十二岁。他们之认识,恐是后来同为郎中时的事。田仁很有政治才能,并且有不畏强御之称。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武帝与太子戾发生误会,父子大动干戈,前后死了数万人,当时田仁把守东南门,太子兵败,他觉得皇帝父子之争,不便操之过急,便让太子由东南门逃走了。但武帝在盛怒之下,把田仁腰斩。这时司马迁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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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即司马迁那有名的书札《报任少卿书》中的少卿。少卿是字。他也是征和二年时戾太子之变的牺牲者。他是和田仁一同被腰斩的。他死得更冤,他那时是护北军使者,太子给他节,叫他发兵,他受了节,但没敢出门。事后汉武帝听了却大怒道:“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任安其实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他本在卫青的门下,后来卫青的势力渐渐为霍去病压倒了,许多人都弃卫就霍,到那边就可以得着官爵,可是只有任安不肯(《卫将军骠骑列传》)。他和田仁,也是好朋友。他俩曾同时见武帝,彼此推许。田仁说:“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也说:“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可知一个长于政治,一个长于军事。任安又是一个眼明手快的人,他曾为数百人分猎品,不但分得公平,而且到第二日再会合的时候,他能一眼看出有什么人缺了席。他又曾为益州(现在四川)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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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李陵,李陵不用说,是关系司马迁的命运的一人。但关于他,我们却要留在以后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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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七人,都是司马迁平辈的朋友,任安和田仁都是和司马迁气味最相投的;兒宽、挚峻、东方朔则和司马迁的作风有些两样,贾嘉未必和司马迁有太深的交情,李陵则只是因为司马迁为他仗义直言,所以后来人把他和司马迁的关系看得密切了,实则司马迁明明说过“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深交的朋友,已够司马迁做了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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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辈、晚辈、平辈一块算起来,见于记载的,是这十六人。此外像当时的老诗人司马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即公元前一一八,见《史记》馀广注,时司马迁年十八),枚乘之子枚皋(他也随着武帝封禅及塞河,时司马迁年二十六到二十七),李陵的朋友苏武(司马迁和他父亲苏建交好),以及其他在武帝周围的一部分名臣、大将、文人,恐怕都可能有着友谊的。至于《郦生陆贾列传》中所称的朱建之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却在文帝时使匈奴,因骂匈奴而死在匈奴中,和司马迁的年代颇有距离,这是和《刺客列传》中所称的见到刺秦始皇的故事的公孙季功和董生,同样不可能是司马迁有所往还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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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不相及的不必说了,就是那些和司马迁可以有着来往的,也何尝可以填充司马迁之心灵上的空虚和寂寞?司马迁对于朋友太热心了,他一出仕,就劝挚峻也出来立功;为一个不甚有深交的李陵,就肯冒死去救,结果自己被了最可耻的刑罚;但是他所得于朋友的呢?“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是多么刺心的!他除了“述往事,思来者”,又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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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于友情的司马迁,渴望友情并笃于友道的司马迁,李陵案的一幕,是要逃也逃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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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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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不是处在一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司马迁也不会遭这样奇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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