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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安国为汉武帝时的博士，官至临淮太守，早卒（《孔子世家》）。他在经学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因为“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起发以出）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儒林列传》）。这是经今古文之争的根源。据王静安先生的考证，孔安国之死，当在元光、元朔间（公元前一三四一前一二三）。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应该是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的事，那时司马迁十岁（依我的考证），所谓“年十岁则诵古文”，就是这件事。十岁时的老师，当然是一位长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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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是广川人，广川是现在河北中部冀县附近。他是孝景时的博士，乃是当时一位《春秋》公羊学的权威。他讲学的时候，曾经三年不窥园庭，专心到如此！武帝即位以后，他有著名的《贤良对策》，奠定了大一统思想和养士的政策的基础。《贤良对策》呈献于公元前一四○，到了公元前一三八，汉武帝就“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了；到了公元前一三六，就置了五经博士；到了公元前一三四，就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了；这都是他对策之次第实现。所以他不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即在政治史上也有不可磨灭者在。他曾和位至公卿的公孙弘相摩擦，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廷尉张汤曾常向他请教，张汤为廷尉的最后一年是元狩三年（公元前一二○）；这些事都在董仲舒的晚年，所以董仲舒大约就是在这时候死去的。以元狩三年计，那时司马迁十六岁，他之向董仲舒学《春秋》的大义微言，也一定是在少年。《刺客传》中有一位董生，和秦始皇的侍医夏无且有来往，曾亲自听到荆轲的故事（公元前二二七），《史记》中却说，他和太史公很有交情，这必是另一位董生无疑，即所谓“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为余道之如是”之“余”，亦必非司马迁。假如是司马谈，也必须司马谈活了七十几岁，而在早年听到了七十几岁的董生的话而后可，因为从荆轲之事到司马谈之卒也有一百一十七年。所以那个“余”实不知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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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是有名的苏武的父亲。他曾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跟随大将军卫青出云中（现在绥远的托克托），定朔方（绥远黄河以南之地），封为平陵侯。到了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又随卫青出朔方，大败匈奴，卫青被拜为大将军。第二年，苏建以右将军资格，再随卫青出定襄（归绥以南和林格尔之地），击匈奴。但苏建不幸所率领的一部分军队失败，他自己也仅以身免。还好，汉武帝未加诛，赎为庶人。这时司马迁十三岁。后来苏建又作过代郡太守，代郡是现在山西北部雁门一带。卫青死于元封五年（公元前一○六），大概苏建的卒年和这相去不远，这时司马迁三十岁了。苏武出使于天汉元年（公元前一○○），已经四十多岁（这是由苏武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六○年，《汉书》上说他“八十馀”推知的），则元封五年时，苏武年三十五六，苏武是苏建中子，其时苏建必已六十以上，所以他死于公元前一○六左右是可能的。苏建曾告诉司马迁以活的史料，那便是：“吾尝责大将军（卫青）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霍去病）亦仿此意。”这史料很可珍贵，因为可从而见出汉武之专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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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佗广则是汉高祖时的功臣樊哙之孙。本来是世袭的舞阳侯，在孝景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废为庶人。这时距司马迁之生还有十年，所以他也一定是司马迁的长辈了。他曾告诉过司马迁关于汉之初起时的许多功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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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遂字王孙，是冯唐之子，冯唐曾在文帝时为中郎署长，向文帝陈说过从前廉颇、李牧之贤，借以谏正文帝对边臣应该宽大。是一个敢言的长者。到了武帝初立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乃以他的儿子冯遂为郎。司马迁说“冯遂亦奇士，与余善”（《张释之冯唐列传》）；司马迁从他那儿晓得秦灭赵的原故是因为赵王迁的母亲是倡女，出身不正，所以轻信谗言，杀了良将李牧，因而大局才不可收拾了的（《赵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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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人，或则为司马迁的父执（唐都），或则为司马迁的师辈（孔安国、董仲舒），或则为司马迁友辈的尊亲（苏建），或则为贵族的后裔（樊佗广、冯遂），他们给司马迁的帮助是大都在学业和史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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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司马迁晚一些的友人则有：壶遂、杨敞、杨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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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遂是司马迁定律历时的同事（公元前一○四，时司马迁年三十二），司马迁称赞他“深中隐厚”，说他不愧是梁中的长者；又说他“官至詹事（掌皇后太子的家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韩长孺列传赞》）。可知是未得施展的一位有操行的政治家。壶遂之死，在司马迁之前，然而称司马迁为夫子（《自序》），请教过司马迁关于《春秋》的道理，以及司马迁著《史记》的来由，似乎是在弟子的行辈。他们这一段问答，似乎就在太初元年，因为下面紧接着有“七年而遭李陵之祸”的话，大概就是在定律历时所谈及的吧。长者不过是一个形容词，壶遂的年事或者根本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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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陕西华阴人。先在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的幕府中，霍光在武帝末年为大司马大将军，后来辅佐汉昭帝，助立汉宣帝，是汉朝大功臣之一。杨敞因霍光之故，官做到大司农、御史大夫并丞相，封为安平侯。他是一个谨慎小心而怕事的人，议立宣帝的时候，他吓得直出汗。他死于宣帝元年（公元前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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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恽则是杨敞之中子。杨恽的母亲，即司马迁的女儿，所以他给司马迁叫外祖。他还有后母，后母却没有儿子。杨恽的性格和他父亲却不同了，极有棱角，恐怕是受外祖的遗传。在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四）时，杨恽因口祸被腰斩。他是宰相之子，因报知霍光后人的乱谋，封平通侯（公元前六六），那是在他死前十三年。只要他活了四十岁以上，那就是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以前，那时司马迁不过四十二岁，他是可以来得及见他的外祖的。据记载，他爱好外祖的《史记》，也致力于《春秋》，并且因为他的热心，《史记》才为人周知了（《汉书·杨敞列传》及《司马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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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人，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外甥，都是晚辈。杨敞和司马迁的关涉不见记载，但一定是来往颇密的，否则《史记》的副本不会在他家。其他二人，则大多传受司马迁的史学，而杨恽在文学上尤受着司马迁很深的影响，这都是可以随着司马迁而永远在人记忆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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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司马迁的平辈朋友了，这是：贾嘉、东方朔、挚峻、兒宽、田仁、任安等，之外就是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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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嘉是贾谊之孙。贾谊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在司马迁生前三十四年，只活了三十三岁。《史记·贾生列传》上说：“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或者只是司马迁通信的朋友而已。武帝所占的时代共五十四年，贾嘉到昭帝时却还健在，大概是年寿很大的。霍光在立宣帝时（公元前七三），那连名奏表上有长信少府臣嘉，或者也就是贾嘉，那末他所活动的时代就有六十年（武帝元年为公元前一四○，至公元前七三）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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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为司马迁的好友，是见桓谭《新论》。他是平原厌次（现在山东阳信县）人，他不只是一个滑稽人物，而且体格魁梧有力，并有直谏的勇气。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时，他上书自言“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那末，他应当生于文帝后元五年（公元前一五九）。他的死年不详。我们只知道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时，他谏过汉武帝不要去海上。在这时他年五十，司马迁年二十六。桓谭虽称他为司马迁的好友，可是《史记》并未道及，而且《滑稽列传》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大概未必为司马迁所重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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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峻是一个隐士，长安人，司马迁为太史令时（公元前一○八），曾劝他出仕，但却为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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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宽和司马迁一块定过太初历。他是千乘（现在山东的高苑县）人，早年也在孔安国那儿受过学，可以说是司马迁的老同窗呢。他很刻苦自励，在读书时，曾为其他学生忙伙食，他对于经典的探研，那基础都是在耕地之馀打下的。他锄地，就带着书。人很平和、聪明，而没有棱角。擅长的是文学，不能的是口才。曾为张汤所知，曾赞助过封禅，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也曾扈驾到过泰山，这时司马迁也在内的。他在这一年是御史大夫，过了九年，就是和司马迁订太初历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三），死了。他死时，司马迁三十三岁，所以他应是比司马迁年长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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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仁，赵陉城（河北定县之地）人，田叔之少子。田叔是一个黄老派，在高祖七年（公元前二○○）时露头角，到景帝时为鲁王相，数年才死。鲁王是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时才立的，距高祖七年差不多有五十年，可知田叔恐有八十左右的高寿。田叔死时，鲁王曾送来百金的赙仪；但为这少子田仁所拒绝了，他说：“不以百金伤先人名！”田仁就是司马迁的友人。田仁曾随卫青好几次出征匈奴，因卫青之故，田仁仕为郎中。后来做到二千石，当过丞相长史，京辅都尉和司直（佐丞相，举不法）。卫青为大将军，征匈奴，是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事，那时司马迁才十二岁。他们之认识，恐是后来同为郎中时的事。田仁很有政治才能，并且有不畏强御之称。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武帝与太子戾发生误会，父子大动干戈，前后死了数万人，当时田仁把守东南门，太子兵败，他觉得皇帝父子之争，不便操之过急，便让太子由东南门逃走了。但武帝在盛怒之下，把田仁腰斩。这时司马迁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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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即司马迁那有名的书札《报任少卿书》中的少卿。少卿是字。他也是征和二年时戾太子之变的牺牲者。他是和田仁一同被腰斩的。他死得更冤，他那时是护北军使者，太子给他节，叫他发兵，他受了节，但没敢出门。事后汉武帝听了却大怒道：“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任安其实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他本在卫青的门下，后来卫青的势力渐渐为霍去病压倒了，许多人都弃卫就霍，到那边就可以得着官爵，可是只有任安不肯（《卫将军骠骑列传》）。他和田仁，也是好朋友。他俩曾同时见武帝，彼此推许。田仁说：“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也说：“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可知一个长于政治，一个长于军事。任安又是一个眼明手快的人，他曾为数百人分猎品，不但分得公平，而且到第二日再会合的时候，他能一眼看出有什么人缺了席。他又曾为益州（现在四川）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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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李陵，李陵不用说，是关系司马迁的命运的一人。但关于他，我们却要留在以后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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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七人，都是司马迁平辈的朋友，任安和田仁都是和司马迁气味最相投的；兒宽、挚峻、东方朔则和司马迁的作风有些两样，贾嘉未必和司马迁有太深的交情，李陵则只是因为司马迁为他仗义直言，所以后来人把他和司马迁的关系看得密切了，实则司马迁明明说过“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深交的朋友，已够司马迁做了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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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辈、晚辈、平辈一块算起来，见于记载的，是这十六人。此外像当时的老诗人司马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即公元前一一八，见《史记》馀广注，时司马迁年十八），枚乘之子枚皋（他也随着武帝封禅及塞河，时司马迁年二十六到二十七），李陵的朋友苏武（司马迁和他父亲苏建交好），以及其他在武帝周围的一部分名臣、大将、文人，恐怕都可能有着友谊的。至于《郦生陆贾列传》中所称的朱建之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却在文帝时使匈奴，因骂匈奴而死在匈奴中，和司马迁的年代颇有距离，这是和《刺客列传》中所称的见到刺秦始皇的故事的公孙季功和董生，同样不可能是司马迁有所往还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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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不相及的不必说了，就是那些和司马迁可以有着来往的，也何尝可以填充司马迁之心灵上的空虚和寂寞？司马迁对于朋友太热心了，他一出仕，就劝挚峻也出来立功；为一个不甚有深交的李陵，就肯冒死去救，结果自己被了最可耻的刑罚；但是他所得于朋友的呢？“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是多么刺心的！他除了“述往事，思来者”，又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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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于友情的司马迁，渴望友情并笃于友道的司马迁，李陵案的一幕，是要逃也逃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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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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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不是处在一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司马迁也不会遭这样奇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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