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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陕西华阴人。先在霍去病的弟弟霍光的幕府中，霍光在武帝末年为大司马大将军，后来辅佐汉昭帝，助立汉宣帝，是汉朝大功臣之一。杨敞因霍光之故，官做到大司农、御史大夫并丞相，封为安平侯。他是一个谨慎小心而怕事的人，议立宣帝的时候，他吓得直出汗。他死于宣帝元年（公元前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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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恽则是杨敞之中子。杨恽的母亲，即司马迁的女儿，所以他给司马迁叫外祖。他还有后母，后母却没有儿子。杨恽的性格和他父亲却不同了，极有棱角，恐怕是受外祖的遗传。在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四）时，杨恽因口祸被腰斩。他是宰相之子，因报知霍光后人的乱谋，封平通侯（公元前六六），那是在他死前十三年。只要他活了四十岁以上，那就是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以前，那时司马迁不过四十二岁，他是可以来得及见他的外祖的。据记载，他爱好外祖的《史记》，也致力于《春秋》，并且因为他的热心，《史记》才为人周知了（《汉书·杨敞列传》及《司马迁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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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人，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外甥，都是晚辈。杨敞和司马迁的关涉不见记载，但一定是来往颇密的，否则《史记》的副本不会在他家。其他二人，则大多传受司马迁的史学，而杨恽在文学上尤受着司马迁很深的影响，这都是可以随着司马迁而永远在人记忆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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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司马迁的平辈朋友了，这是：贾嘉、东方朔、挚峻、兒宽、田仁、任安等，之外就是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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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嘉是贾谊之孙。贾谊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在司马迁生前三十四年，只活了三十三岁。《史记·贾生列传》上说：“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或者只是司马迁通信的朋友而已。武帝所占的时代共五十四年，贾嘉到昭帝时却还健在，大概是年寿很大的。霍光在立宣帝时（公元前七三），那连名奏表上有长信少府臣嘉，或者也就是贾嘉，那末他所活动的时代就有六十年（武帝元年为公元前一四○，至公元前七三）以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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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为司马迁的好友，是见桓谭《新论》。他是平原厌次（现在山东阳信县）人，他不只是一个滑稽人物，而且体格魁梧有力，并有直谏的勇气。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一三八）时，他上书自言“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那末，他应当生于文帝后元五年（公元前一五九）。他的死年不详。我们只知道在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时，他谏过汉武帝不要去海上。在这时他年五十，司马迁年二十六。桓谭虽称他为司马迁的好友，可是《史记》并未道及，而且《滑稽列传》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大概未必为司马迁所重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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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峻是一个隐士，长安人，司马迁为太史令时（公元前一○八），曾劝他出仕，但却为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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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宽和司马迁一块定过太初历。他是千乘（现在山东的高苑县）人，早年也在孔安国那儿受过学，可以说是司马迁的老同窗呢。他很刻苦自励，在读书时，曾为其他学生忙伙食，他对于经典的探研，那基础都是在耕地之馀打下的。他锄地，就带着书。人很平和、聪明，而没有棱角。擅长的是文学，不能的是口才。曾为张汤所知，曾赞助过封禅，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也曾扈驾到过泰山，这时司马迁也在内的。他在这一年是御史大夫，过了九年，就是和司马迁订太初历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三），死了。他死时，司马迁三十三岁，所以他应是比司马迁年长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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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仁，赵陉城（河北定县之地）人，田叔之少子。田叔是一个黄老派，在高祖七年（公元前二○○）时露头角，到景帝时为鲁王相，数年才死。鲁王是景帝三年（公元前一五四）时才立的，距高祖七年差不多有五十年，可知田叔恐有八十左右的高寿。田叔死时，鲁王曾送来百金的赙仪；但为这少子田仁所拒绝了，他说：“不以百金伤先人名！”田仁就是司马迁的友人。田仁曾随卫青好几次出征匈奴，因卫青之故，田仁仕为郎中。后来做到二千石，当过丞相长史，京辅都尉和司直（佐丞相，举不法）。卫青为大将军，征匈奴，是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事，那时司马迁才十二岁。他们之认识，恐是后来同为郎中时的事。田仁很有政治才能，并且有不畏强御之称。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武帝与太子戾发生误会，父子大动干戈，前后死了数万人，当时田仁把守东南门，太子兵败，他觉得皇帝父子之争，不便操之过急，便让太子由东南门逃走了。但武帝在盛怒之下，把田仁腰斩。这时司马迁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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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安即司马迁那有名的书札《报任少卿书》中的少卿。少卿是字。他也是征和二年时戾太子之变的牺牲者。他是和田仁一同被腰斩的。他死得更冤，他那时是护北军使者，太子给他节，叫他发兵，他受了节，但没敢出门。事后汉武帝听了却大怒道：“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任安其实是一个很有气节的人，他本在卫青的门下，后来卫青的势力渐渐为霍去病压倒了，许多人都弃卫就霍，到那边就可以得着官爵，可是只有任安不肯（《卫将军骠骑列传》）。他和田仁，也是好朋友。他俩曾同时见武帝，彼此推许。田仁说：“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也说：“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可知一个长于政治，一个长于军事。任安又是一个眼明手快的人，他曾为数百人分猎品，不但分得公平，而且到第二日再会合的时候，他能一眼看出有什么人缺了席。他又曾为益州（现在四川）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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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李陵，李陵不用说，是关系司马迁的命运的一人。但关于他，我们却要留在以后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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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七人，都是司马迁平辈的朋友，任安和田仁都是和司马迁气味最相投的；兒宽、挚峻、东方朔则和司马迁的作风有些两样，贾嘉未必和司马迁有太深的交情，李陵则只是因为司马迁为他仗义直言，所以后来人把他和司马迁的关系看得密切了，实则司马迁明明说过“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馀欢”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深交的朋友，已够司马迁做了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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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辈、晚辈、平辈一块算起来，见于记载的，是这十六人。此外像当时的老诗人司马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即公元前一一八，见《史记》馀广注，时司马迁年十八），枚乘之子枚皋（他也随着武帝封禅及塞河，时司马迁年二十六到二十七），李陵的朋友苏武（司马迁和他父亲苏建交好），以及其他在武帝周围的一部分名臣、大将、文人，恐怕都可能有着友谊的。至于《郦生陆贾列传》中所称的朱建之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却在文帝时使匈奴，因骂匈奴而死在匈奴中，和司马迁的年代颇有距离，这是和《刺客列传》中所称的见到刺秦始皇的故事的公孙季功和董生，同样不可能是司马迁有所往还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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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不相及的不必说了，就是那些和司马迁可以有着来往的，也何尝可以填充司马迁之心灵上的空虚和寂寞？司马迁对于朋友太热心了，他一出仕，就劝挚峻也出来立功；为一个不甚有深交的李陵，就肯冒死去救，结果自己被了最可耻的刑罚；但是他所得于朋友的呢？“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这是多么刺心的！他除了“述往事，思来者”，又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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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于友情的司马迁，渴望友情并笃于友道的司马迁，李陵案的一幕，是要逃也逃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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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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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武帝时代之严刑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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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不是处在一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司马迁也不会遭这样奇惨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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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忌和刻薄，几乎成了刘汉家传的法宝。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中间经过文景，面目虽异，骨子却都太相像了！黄、老之学，也不止文景为然，高祖是序幕，武帝是馀波，统统有黄、老精神在。说穿了，黄、老精神也不过四个字，这就是“外宽内深”而已，也就是表面马虎，与人无争，内心则十分计较，得机即施毒手而已。在这种太极拳式的社会中，最吃亏的，当然就是一般太直性、太热情的诗人，像司马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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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汉高祖说起吧，汉高祖要废除秦之苛法，号称“大度”，号称“长者”，可是他本人乃是忌刻之极。他对于韩信，即随路收取其精兵，甚而有一次冒充汉使，趁韩信还没有起身，便在韩信卧房里把印符夺走了；他对于萧何，也深怕萧何得民心，迫得萧何故意用贱价买民田，才使他放心而且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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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和景帝，则表面上是最和善，最仁慈的，但其实那真相却正相反。文帝，不用说，是对于黄、老之术最精的人，他的谦让和宽厚都只是手段。那时的政治家如晁错，如贾谊，如张释之，也都是申商刑名之学的法家，这是他的周围。周勃出了狱以后，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时是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可见那时的法也何尝宽？至于那个直言的老实人冯唐，便曾当面说文帝：“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吴王濞的使者也当面警告过文帝：“察见渊中鱼，不祥！”这都是可以看出文帝的真面目的。有着司法精神的张释之，并且一则对文帝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二则对文帝说：“法如是足也！”可知严法重刑本是文帝的倾向。文帝对于削诸侯事，表面上好像不听晁错的奏书，可是他对于淮南王就车传送，“暴摧折之”（袁盎语），后来死在路上；更从贾谊的谏书上看，“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二事均公元前一七四），傅相便明明是派去了监视的；最后，又把周亚夫交给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后来周亚夫却就是平七国之乱的主将。文帝的表面做得那样好，其实早已处心积虑，准备收拾一切碍眼的势力了！晁错是被称为峭直刻深的了，实则文帝正似之。他之废除肉刑，好像是仁政了，其实更滑稽，原来“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资治通鉴》卷十五），这不是太可笑了么？此外，文帝相当荒淫，如宠幸邓通；也相当褊急，如怒责张释之；加上对改正朔，易服色的欲望，对封禅的向往（也有方士如新垣平等），对伐匈奴的设计用心；凡此一切，更都太像武帝的先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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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如此，景帝也差不多。他在位只有十六年，比文帝还少七年，可是那种外宽内深的作风，酷肖其父。不过他做得没有文帝那样圆滑，狞恶的面孔容易被人识破而已。例如把民间许多游侠杀了的是他，把信任的晁错骗去斩了的是他，把周亚夫逼得绝食五日而死的也是他。这时有名的酷吏已经出现了，在景帝七年（公元前一五○），做中尉（仿佛首都的卫戍司令）的是郅都，他专用严酷的刑罚以对待列侯贵戚，外号是“苍鹰”。到了中元六年（公元前一四四），继任是宁成，他也是让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的一位毒手。这时因为宗室强暴，不用严法是不能慑服的，然而自此种下根子，就成了一种相传的心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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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武帝。武帝统治时期最长，一共有五十四年，而酷吏也多。先是“外宽内深，为人所忌”的公孙弘由对策为博士，一年之内，迁至左内史（仿佛首都市长），他以《春秋》之义绳臣下，这是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亦即司马迁年六岁时的事。同年张汤为太中大夫，与赵禹一块改定律令，专主严刻，这便是武帝时用法趋于峻烈的开始。但起初还只是守法，后来便慢慢变为舞法，最后是避法。巧于舞法和避法的，也就是张汤这般人。他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他会推荐人，他会装假，他会逢迎，他用了不少爪牙，作为他实行舞法避法的工具。张汤在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为廷尉，当时司马迁十岁。他后来树敌太多，为人排挤，遂于元鼎二年（公元前一一五）自杀了，这时司马迁二十一岁。最险恶的是，张汤在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那时司马迁十九岁，定出一种腹诽的死罪来，在张汤的任内，有义纵，他就连法也不顾了，专讲斩杀，但他却在张汤死的前一年，被弃市。张汤底下，又有一位王温舒，更是贪杀的，从前都是冬日才决囚，他于是到了春天便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王温舒却因为受贿，在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也自杀了。那时司马迁三十二岁。更有一个杜周，也曾在张汤的底下，他在元封二年（公元前一○八）时为廷尉，京师的监狱中，逮捕的人有六七万。他在太始二年（公元前九五）才死去，那时司马迁已经四十一岁，受过刑罚四年了。中间的酷吏还有无数，总之，都是张汤培养出来的。其初的酷吏也只是酷而已，后来酷就包括贪。我们的大诗人司马迁就是毁掉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毒手中了！汉武帝本人更是极其忌刻的，不知道有多少大臣在他手下都是畏罪自杀，当公孙贺被拜为丞相的时候（太初二年，公元前一○三），竟不敢受印，跪着不肯起来，勉强受了以后，便说：“我从是殆矣！”至于武帝之多酷吏，又和景帝时的背境不同，那时是由于宗室之强，这时是由于国家经济力量之膨胀，吏治的庞杂，以及武功的盛大，不这样便不能统治了，但是司马迁却作了这个时代中的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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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处在这严刑峻法的忌主之下，身受其祸，所以不能不写《酷史列传》，把他们的面谱刻画一下了。像张汤那样典型的“诈忠”的官僚，又要以公孙弘为开端，所以他又写了《平津侯列传》。更为表示武帝时严刑峻法之社会背境起见，他写了《平准书》。——司马迁能越过了个人爱憎，而从大处着眼，这是他究竟不失为一个大历史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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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到底是受这一方面的打击和刺戟太深了，所以他在有机会时便抑不住说出自己的感慨来。秦二世时，因为要续作阿房宫，度用不足，也就“用法益刻深”，结果陈胜等便反攻荆地为张楚了；陈胜所用的人也是以“苛察为忠”的，他们的作法是：“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可是“陈王信用之”，司马迁便道：“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这都是暗讽汉武的。司马迁在叙《晋世家》时，更说：“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太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哀，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这是尤其明显地在说汉朝了！文人的笔诚然厉害，可是有什么用？李陵案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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