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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父亲的旧稿 这就是司马迁所谓“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司马谈原已经编订了些呢。不过照“无忘吾所欲论著”看来，似乎有的是资料，大概札记之类而已，缺的是成篇的东西，以及所加的精微的论断。《史记》中可能看出是司马谈的手笔的，我们前面已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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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际的见闻 司马迁所著各文，类多以旅行及听人述说为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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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己的推断 司马迁是一个哲人，也是一个诗人，他往往凭他的智慧而对史料有所抉择并贯串，又凭他的情感和幻想而有所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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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种成分合起来，就构成他的《史记》。认真说起来，他在《史记》中根据已成的东西处是远超过于自己的摸索的。懂得这种情形，就不怪《史记》中风格之杂了，也不暇怪他偶而有着矛盾了；反之，却只觉得他“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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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的著述方法，是和他的著述根据分不开的。他著述既已依据前人为多，所以他的工作乃是整理剪裁（这就是他所谓“整齐”），乃是对已有资料而寻出或赋予一种意义。此外，则是运用他的文学天才，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大部分是人生苦果）交织于其中，让所写的生动而亲切，把已往的宛然变为目前。这就是他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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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的整理剪裁言，他的工作是客观性质的。因而他往往采取已有的论断，作为代言，假若和自己的不相远。例如《秦始皇本纪》后就援用大篇幅贾谊的话，即后来的班固也把他俩的话并为一谈，认为贾谊、司马迁说得如何如何了。这样看来，他的书中一定有不少是保存原来资料的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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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也一定有着改装的地方。他的改装的方式是有两种：一是翻译，把古代难懂的文字翻成当时平易的文字，《五帝本纪》就是一例。二是就原书的文义重写，如《孟子》“王何必曰利”一段，即重写为：“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这见之于《魏世家》。我们试把《孟子》原文来一比对，就看出司马迁把原书的迂阔改去了，换上的乃是更符合战国时代的纵横面目。因为他有这种译和改，所以全书中也不尽留有所采各书的原形。只是现在我们所敢说的，他之保存或改动原始资料，并不均匀，加之司马迁本人的风格也确是丰富与变幻，往往随题赋形，所以那痕迹就更十分难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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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的文学才情言，《史记》又是非常主观的。他渲染上许多许多的感情，他也费了不少精力在琢磨他的文章上。在这方面看，《史记》在史书之外，乃是一部像近代所谓小说或者是抒情诗式的创作。创作有创作的一般特点，那是靠灵感，而优劣不能自主，也不能预期。一篇之成，也不知道经过多少失败。因而往往有弃稿，但这弃稿也每每存于现在的书中。所以《史记》也不尽是满意称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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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述说的意思，是指明《史记》决不是完美的，可是正因为它不美满，它不会陷入庸俗，却像斑剥的钟鼎彝器或残缺的古人字画一般，那精妙幽媚处不惟不因此而失，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它的慕恋。同时我也是指明，要断定《史记》中司马迁的著作面目，是只可在相当限度内行之，关于他的著作先后，尤其是不能不在十分保留的态度之下而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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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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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就著作时代上对司马迁作品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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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想推测司马迁创作先后的话，只能从他书中的和他实际生活的连系处去找。这样我们便发觉童年的感印给他十分深，李陵案的刺戟更时时有着馀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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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我们可以把他的一百一十三篇著作分为六个集团。第一是，不能确指为司马迁何时所作，然而能广泛地指为司马迁的文章的，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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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吕后本纪》 从赞文“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看来，似乎是暗衬后来武帝时代之多事的，所以我想一定是司马迁作，虽然作于何时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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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鲁周公世家》 “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这是讥讽一般讲道德、说仁义而实际上毫无道德仁义的儒家如公孙弘之流的，与司马迁的常时态度正相合。何时写的？却还是没有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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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敬仲完世家》 赞里说田乞、田常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那样大的政变，却推在好像遵循卦兆似的，也只有浪漫精神的司马迁才能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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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田儋列传》 主旨当然在写田横之气骨以及那同时自杀的五百人之壮烈，仿佛说流氓起家的汉朝，就没有这样出色人物！不是司马迁，谁会这样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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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张丞相列传》 这更是极其狠辣的一篇讽刺。记了武帝以前的儿个丞相以后，一说到“及今上时”，便只列出几个人名，竟说：“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简直是说武帝朝中无人了！但那笔锋还不止此，又在侧面对那几个像样的丞相，也借端对汉朝大攻击了一番；他说像张苍那末好，可是也没赞成改服易色的事，而木强的周昌，敢于击伤吕后吏的任敖，刚毅守节的申屠嘉，却并不曾有萧、曹、陈平那般人的奸滑本领（司马迁故意说这是“术学”）！表面上让人看着好像是遗憾似的，实际上却是赞美，意思是说当今连这样人物都不见了！这曲曲折折的挖苦，只有司马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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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刘敬叔孙通列传》 主旨在写“面谀以得亲贵”的叔孙通，赞里讽刺地说：“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讽当时儒家，已成了司马迁的习惯；借机会把道家也加以冷嘲了，又是他父亲所不肯为的；所以这文章一定是出自司马迁，而不是出自司马谈，虽然在时代上没叙到多末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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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扁鹊仓公列传》 给人治病，则同行嫉妒，不给人治病，则病家怨望。中国社会实在太难处了！扁鹊以技见殃，仓公匿迹当刑，左右都不对，有本领就活该倒霉。其中隐然有司马迁的感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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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吴王濞列传》 赞里说：“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眼光那样锐利，笔下有那样逼人的锋芒，这不是温和的司马谈所能措手，断然是司马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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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八篇为一组，都只能断其为司马迁之所著，却无从确定其所著之先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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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是，司马迁之作《史记》，因为有他父亲的薰陶并自己的天才，所以未必自为太史令时始着笔。书中一定有一些少作。现在只能看出是司马迁在作郎中之前，有着遨游的踪迹或者遨游以前的征象的，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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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王世家》 现在的《三王世家》虽未必为司马迁原本，但照《自序》中所讲，即着重在文辞，现在所有的，也就几乎全是策文，所以原文纵存，也不会多出什么来。三王之立，是在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时司马迁十九岁。我想可能是司马迁当时就见了这策文，而十分爱好，遂铭记下来的。所以这可能是书中最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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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淮南衡山列传》 我认为也是司马迁少作，因为，篇中最后所叙为衡山王之败，时为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司马迁方十五岁，此其一；篇中录张苍等奏文，占很多篇幅，或者是成熟期的司马迁所不屑为，此其二；说到荆楚民风，只称“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并未证之以自己的见闻，也许这是司马迁在遨游（二十岁）之前作，此其三。也许有人疑惑难道不会是司马谈写的么？我的答复是，不会，因为赞文之风格奇崛，与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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