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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书》 现在的《历书》，截至《历术甲子篇》以前，当为司马迁手笔，其中只叙至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恐怕就是司马迁订历时写的了。订太初历，是和他作《史记》同样不朽的大业，那时司马迁只有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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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书》 现在的《礼书》，截至“礼由人起”以前，为司马迁文。其中说：“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也当是纪念这一次的大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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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长孺列传》 韩安国虽死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但文中记载了他所推荐的人物壶遂。赞中说：“余与壶遂定律历”，可知是在太初定历后作。下文又说：“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相，会遂卒。”《汉书·律历志》称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与太史令司马迁等建议改历，可知当时壶遂官还未至詹事。文中虽记遂之卒，亦必距太初不远。本传对安国仍在讽刺，说他貌为忠厚，却又贪财，不过赞许他的一点，就是推举人才。这也仍是司马迁为太史令后的一贯荐士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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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儒林列传》 大体上虽像司马迁早年讲业齐鲁之都的感印，然而文中叙及“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查《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兒宽为御史大夫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九年乃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可知此文不得早于这一年。兒宽也参加过太初历的订定，恐是此期写成。按《汉书·兒宽传》亦作“居位九岁，以官卒”。惟《百官公卿表》作八年卒，兹从《史记·儒林列传》及《汉书·兒宽传》。又馀广在“兒宽位至御史大夫”句下，注为“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必误无疑，因为那样便与《汉书》、《史记》两表不合，而且卒年将在太初前十年了，又如何赶得上订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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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汉兴以来诸侯年表》 序中称“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表亦至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而止。这是确切看出作于太初四年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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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 表中亦只至太初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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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宛列传》 自太初元年起，汉武帝兴师伐大宛，“凡四岁而得罢焉”，大概在太初三年战事告一结束，到太初四年才把善后办好。《大宛列传》是以张骞和大宛马为线索的一篇又威风又有趣的妙文。李广利虽为伐大宛的主帅，但文中写得他黯然，反不若张骞的开场之功。全文总在写李广利之封侯，实不值一文而已。此文恐是大宛之役结束不久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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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夏本纪》 《大宛列传》的赞中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和言九州山川的《夏本纪》相关，或者《夏本纪》也在《大宛列传》前后作的呢。《夏本纪》赞文中且提及孔子正夏时，正也是和太初订历的空气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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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乐书》 中有“后伐大宛，得千里马”语，下面又有《天马歌》。当系伐大宛不久作。不过后接汲黯之直谏，公孙弘之借端排挤，但他们一个死于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一个死于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都在伐大宛之前一二十年间，何能谏《天马歌》，也何能以此为私人攻击的题目？难道真是司马迁只写艺术的真（汲黯和公孙弘的性格完全对），而不必顾及史实吗？抑是后人有了改动？不易断明。现在只是就其有伐大宛语，推测其或为此时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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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官书》 后文讲荧惑，说“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最后的一个例，即“兵征大宛，星茀招摇”。可知或亦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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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外戚世家》 最后叙及李夫人兄弟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这正是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事。查李广利在征和三年（公元前九○）降匈奴，文中不及叙，可知此文最晚不能过征和三年。又按昭帝生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惟未叙及废其母钩弋夫人事，亦未及昭帝之生，恐此文甚而也不得晚过太始三年。它之成大概在公元前一○一至九四间，作于伐大宛之际是最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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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佞幸列传》 传中已叙及李夫人卒后，禽诛延年昆弟；广利是伐大宛时不及诛的一个，则延年之诛正在此时。此文之作，亦必去此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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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宗世家》 以《汉书·诸侯王表》对读，《五宗世家》所叙，大抵以太初四年为限。只有长沙王鲋之立，《汉书》表在天汉元年（公元前一○○）。恐此文至迟在天汉元年作。又河间顷王授卒于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而文中只叙其立，不及其卒，可见此文再迟不能超过天汉四年。那时司马迁年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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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万石张叔列传》 文中所叙最迟的事是：“庆中子德，庆爱用之，上以德为嗣，代侯，后为太常，坐法当死，赎免为庶人。”依《汉书·外戚恩泽表》，石德之赎免在天汉元年。此文或亦此后不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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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四篇，为一组。大抵到太初四年为止。《史记·自序》中一则说：“（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下面即接叙和壶遂的问答，问答毕，“于是论次其文”。二则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大概在太初以前，虽写有散篇，但到了太初元年，因为改历一事的大兴奋，遂鼓舞整理，到了太初四年，已经就绪。后来的，却只是修润或增补了。许多年表至太初四年而止，尤见其为一个明确的限界。至于《自序》中又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这一个“麟止”只是比喻的说法而已，只重在像孔子“吾道穷矣”之叹而已，只重在像孔子因见麟而作《春秋》而已，决非指距太初还有二十几年前的元狩获麟。班固等所谓“讫于天汉”（《汉书·司马迁列传》）之说，也是指最后的修改（虽然事实上未必止于此时）而言，并非指原定的首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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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数量上最多的第五组文字了，大都以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的李陵案为焦点。李陵以天汉二年降匈奴，司马迁为之辨，下狱；次年（公元前九八）误传李陵为匈奴练兵，族其全家。司马迁亦因而受腐刑。这是司马迁在三十七岁与三十八岁时的事。这次的创痛太深，所以流露于各篇中者亦最多；凡是感慨于资财的缺乏（他自己受刑后，是“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的），伤心于世态炎凉（李陵未败时，那些公卿王侯都是称贺的，后来就“媒孽其短”了），痛恨于狱吏的惨酷，鉴于一人受毁之易，荐士之难，以及友道的苦味，宦者之可耻，受了灾祸而隐忍，而发愤者之值得同情等，统统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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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世家》 赞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俨然是一个人不可失势的寄慨。这其中有李陵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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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郑世家》 赞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世人的交情是多末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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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耳陈馀列传》 世界上的多少朋友，不过以利合，而尤莫著于张耳、陈馀。“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背之戾也？岂非以利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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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吴太伯世家》 由《张耳陈馀列传》赞看，此或同一意之另一表现。世家以《吴太伯世家》为首，与以《伯夷列传》为列传首，同为司马迁之“反功利精神”。但竟然有人说他“崇势利而羞贱贫”了，真太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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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这种感慨的，又有《孟尝君列传》。“富贵多士，贫贱寡友”，多末刺心！所以传中虽有“吾尝过薛”语，我们并不能认为是壮游期之作，必李陵案发生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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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把友道写得酣畅淋漓的，有《魏其武安列传》。田蚡未贵时，侍窦婴，跪起如子侄，后来窦婴失势，除灌夫外，宾客都散去。灌夫为同情窦婴，曾强邀田蚡来窦家。灌夫好酒使气，但这时幸未爆发。后来窦婴又约灌夫至田蚡家，便果然因酒醉而闹得不可开交了。传文就是专写这样的活剧。同时，“魏其（即窦婴）大将也，衣赭关三木”，“灌夫受辱居室”（《报任少卿书》），正是司马迁幽囚时的情味。所以《魏其武安列传》为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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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汲郑列传》 同一感慨：“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贱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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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世态岂只有炎凉的趋避而已，而且在人不得志时，只专会说一些坏话。《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即写之。传称：“主父偃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就连怒而杀之的武帝，也以为孔车难得了，这种人真太少！司马迁更于赞文中弹出他的悲调：“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和李陵之遭遇有多末相像！那唯一相当于孔车的长者，就只有司马迁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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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因此，人的受毁是极易的。《司马穰苴列传》所叙可为一例：“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多末好的军事人才也不得施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