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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感伤于无钱无势而友道不得建立，司马迁乃有两方面的思想，一则愤慨于资财，于是作《货殖列传》。他说到沈痛处，有“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有“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把一切敢死犯法者都认为“其实皆为财用耳”，把一切妓女、游客、赌徒、方技都拆穿是“为重糈”，也就是为吃饭；最后，他更痛心到极点地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真读之欲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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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苏秦列传》 亦发此慨，“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后来苏秦散金报德时，对一人独后，他说：“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后子——子今亦得矣。”这话也相当沈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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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张仪列传》 当与《苏秦列传》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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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司马迁在另方面则更憧憬于超乎利害以上的友谊了，于是作《管晏列传》。管仲感激鲍叔的话是：“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有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叙及晏婴时，亦有“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之语。此文论友道，论不羞小节而立功名，论荐士（鲍叔荐管仲，晏婴荐御者为大夫），均可视为因李陵案所刺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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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与《管晏列传》之同样憧憬者为《韩世家》。赞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馀世，宜乎哉！”程婴是抱着赵氏孤儿逃匿山中的，公孙杵臼是牺牲自己的性命以换得赵氏孤儿的活路的，这事诚足感人；而韩厥就是能完成这事的始终的。司马迁以阴德许之，倾慕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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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游侠列传》 也是这种理想的友谊的寄托。上等人既不讲信义，不讲交情，于是求之于下等人中。司马迁一则说：“缓急人之所时有。”二则说：“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司马迁之愤于横遭极刑，“交游莫救”，那呼援之声，还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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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然而李陵案终于发生了，在李陵方面，乃是名将所常受的遭遇。《张释之冯唐列传》，即借冯唐之口，而说从前廉颇、李牧的往事的，其所以成功，乃在“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后来“赵王迁立，其母倡也……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冯唐更向文帝说现在就有一个良将，是魏尚，但因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而下吏削爵，所以就是有廉颇、李牧也不能用呢。由于冯唐的敢言，文帝的听谏，魏尚被赦了，仍做了云中守。这事和李陵也殊相像，但敢言的人——又是司马迁自己——是有了，而听谏的人却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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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廉颇蔺相如列传》 再记赵听郭开谗，诛李牧，而赵遂灭事。其中叙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乃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不悦，客以市道为解，此与《孟尝君列传》中冯驩所劝者同，并可为此期作品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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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赵世家》 亦特重郭开谗李牧事，赞中即专论之：“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谬哉！”当为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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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名将而遭败，只好归之于无可奈何的理由。所以《白起王翦列传》中有“为将三世者必败”之语，王翦、王贲、王离，这是三世。李陵也何尝不是三世？李广、李敢、李陵，到了陵，当然必败了，这和白起之被赐剑自裁，归之于阬敌；蒙恬之被逼吞药自杀，归之于绝地脉；李广之不封侯，也归之于杀降；是同样的寄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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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至于李陵案，在司马迁方面，更为贤人所常有的灾祸。“淮阴王也，受械于陈。”于是作《淮阴侯列传》。荐韩信者为萧何，而设计捕杀韩信者仍为萧何，人世之险如此！韩信当了楚王，“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这有隐忍就功名意。更可为一时之作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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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于是作《绛侯周勃世家》。周勃出狱以后，曾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史公真不能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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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司马迁之痛心疾首于严刑峻法，写得森然可怖的，是《酷吏列传》。传中最后所叙的一个酷吏是杜周，杜周死于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文中不及叙，只叙其迁为御史大夫。迁为御史大夫在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可知此传不能出此五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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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由《酷吏列传》推，《循吏列传》亦必同时作。因为，“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循吏正是酷吏的对照，写循吏正是写何必威严的榜样。所叙循吏凡五人，都很有骨头，很能律己，但没有一个是汉朝人，这是讥讽汉朝便没有这样出色人物。再则酷吏与平准为因缘，汉武帝对外用兵之后，一方面行严法，一方面即兴利。酷吏也往往贪污，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官久，家赀累数巨万，便可为一例。现在这《循吏列传》中，孙叔敖把改了的币制又恢复了，公仪休避免与民争利，把自己种的菜丢了，把织布机烧了，并把织布的老婆也赶了，这处处有《平准书》的馀影，更见其与《酷吏列传》同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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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秦始皇本纪》 其中写到用法而至“宗室振恐”，“黔首振恐”处，似《酷吏列传》，而因用法以至群盗更多，尤似。或为一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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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苛刻者必败，史公又把此意写于《陈涉世家》中：“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这对武帝正不啻是警告，并有一种幸灾乐祸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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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然而司马迁如何能敌住汉武帝？终于受了腐刑，于是只好转而想忍辱，成功一番事业了。司马迁因此对已往的英雄之幸与不幸更有着了解了，例如：“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于是作《屈原贾生列传》。汨罗遗迹，本是司马迁在壮游时所凭吊的，但到此际，却才更沈痛地有所感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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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于是作《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又说：“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接着便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词。”可知正以自己比孙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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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于是作《吕不韦列传》。其实《吕览》并不是不韦迁蜀以后作，传中也并不曾如此记载，而且《吕览》乃集客人之作，无所谓发愤，也够不上称为大事业，然而司马迁也顾不得这些了，说他是发愤，就是发愤！司马迁之可爱有如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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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穷愁著书之例又有虞卿，并且他也是为朋友（魏齐）而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卒困于大梁的，司马迁此时对之当尤具同情。故《平原君虞卿列传》亦必此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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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忍辱而就功名的例子还多，又不止是著作家而已。像伍子胥，“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于是作《伍子胥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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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又如范睢、蔡泽，“不困厄，恶能激乎？”于是作《范睢蔡泽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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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更进一步，并非一定有成就，可是已经受辱，司马迁也以隐忍就功名目之，这样的例是魏豹、彭越；故《魏豹彭越列传》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以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这就是《报任少卿书》中所念念不忘的“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具罪”，以及“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之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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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同一意者即写“季布为朱家钳奴”的《季布栾布列传》。赞中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才，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这和《报任少卿书》的立意同处尤多，“欲有所用其未足”，自然就是“私心有所不尽”。“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就是“且夫臧获婢妾犹能自决”。此为李陵案所刺戟，亦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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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贤者受祸是受祸，可是常常有所成就，在现实世界中得意的人反而无称，这就是他所谓“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史记》中许以俶傥者有鲁仲连。他的配角邹阳，在狱中上书，司马迁亦称其“有足悲者”。或者这《鲁仲连邹阳列传》也是这时作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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