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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亦记韩曾后封为龙侯者为《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但作征和二年，恐怕是后人所增，又误记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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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史记》中所记更晚之年为后元二年（公元前八七）。有这样的年代者为《高祖功臣侯年表》，序中只说“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表中则书“征和”者二，书“后元”者一，表之第一行又有“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语，显系原表止于太初，后来又从太初算起，如果不是后人续书，就可能是司马迁原已在太初草就全表，后元二年却又作过最后的修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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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齐悼惠王世家》 赞有因地大而分之意，与《高祖功臣侯年表序》所谓富贵骄溢而至陨命亡国之意同，当为同一时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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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惠景间侯者年表》 书至后元三年（公元前八六）者二条，这已是昭帝改元为始元元年之时了，怕真是后人所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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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李将军列传》 虽叙到李陵之降，但观后文在叙“族陵母妻子”下，又称：“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则必在李陵案后颇久作。姑且把这篇最哀壮、最令人下泪的文字定为全书中除《自序》外最后的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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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自序》照理应该真正是最后的一文。文中叙及“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七年者由太初元年算起，徐广、张守节均注为天汉三年（公元前九八），可断明此文至早在此年作，时司马迁年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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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九篇，大致可归为一组，乃是司马迁最后期的文字了。其中有明确的纪年，记出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戾太子之事者有六篇，记出征和三年李广利之降者有一篇，我觉得可能太史公即卒于是年，《李将军列传》和《自序》并此际为之，都是绝笔了。其他叙至后元，甚至昭帝世者，当是后人增入。总之，《史记》大概在太初订历之际规模粗具，已完成多篇，到天汉三年，遭李陵之祸后，统统加入一种抒情的意味，并又完成一批，至征和三年，作了一次最后的修补。但也有不及修补者，遂只存前一二期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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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和馀论——兼论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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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结论是，在一百三十篇的《史记》中，有八篇可能为司马谈著；有九篇不易断定是司马谈还是司马迁手笔者；有一百一十三篇，我们有权利可说是司马迁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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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有权利可说是司马迁所写的一百一十三篇中，不易见著作时代者八篇，可略考时代者一百零五篇。在这一百零五篇中，可画为五期：元封封禅前（迁二十六岁前）为一期，约九篇；元封封禅时（二十六岁）为二期，约二十一篇；太初订历时（三十二岁）为三期，约十四篇；天汉时因李陵之祸受刑（三十八岁）后为四期，约四十二篇；征和戾太子事（四十五岁）前后为五期，约十九篇。我们可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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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初改历是一件大事，司马迁由此而开始整理全稿，是可能的。那时是公元前一○四，他三十二岁。但此前必已有些存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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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序》言“至太初而讫”，诸表也多谱至太初四年而止，可见司马迁原有一个计画，只叙到这一年（公元前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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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李陵案是他创痛最深的一事，经过此案以后，书中流露特多，这是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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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报任少卿书》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司马迁既尚健在，则再过三年的戾太子事，以及再过四年的李广利降匈奴事，当能亲见。这时是征和三年（公元前九○），司马迁年四十六。这应该已经是逼近最后修订他的全书的时候了。《史记》之从整理到写定，大概有十五年的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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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书中应叙及而未能叙及之年代，为《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及《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均止于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外戚世家》未叙及征和三年（公元前九○）李广利之降，亦且未叙及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四）昭帝之生；《五宗世家》未叙至天汉四年（公元前九七）河间顷王授之卒；《酷吏列传》未叙及太始三年杜周之死；皆为篇中之可确切定其时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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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既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当写成后必有一份随身带着，可随时修改的，其他钞本则不可能。但后来这些本子却可互有聚散，这就是书中断限未必一致之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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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不能不附注一笔，《史记》中每一篇都可能一部分为此时作，一部分为彼时作，但现在未暇分论；又，一篇中亦每有两种可能，可推此时作彼时补，或径推为彼时作者，现在只能就认为最合理的一种可能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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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之外，现在所存的司马迁的作品还有：（一）《与挚峻书》，当为二期作品；（二）不全的《素王妙论》，与《货殖列传》殆同时作，故为四期作品；（三）《悲士不遇赋》亦为四期作品；（四）《报任少卿书》为五期作品。桓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馀皆藂残小论，不能比之。”（《御览》六百二）司马迁的产量是可惊的，但现在只留有这些了，而且其中免不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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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既讲到《史记》著作的先后，就不能不想到其中的缺补，一讲到缺补，就不能忘却褚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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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先生是两汉之际将近二十位补写《史记》的人物之一，只因那其馀的人物之成绩多半湮没了，所以褚先生在无意间——他本人也许不晓得——便冒了许多人的功，却也代了不少人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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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先生名少孙，《汉书》上说他是沛人。曾跟着那时的大儒王式治过学。王式是武帝之孙昌邑王贺的老师。在昭帝死的一年（公元前七四），霍光等曾经迎昌邑王贺来嗣位，可是没有一个月，就因为他淫乱，而把他废了。他的许多臣，除了有多次谏净的，大半下狱而死。王式也几乎不免。王式当时曾被责问：为什么没有谏书？他说：“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这样，便也幸而得保首领。但自此，却就回家，再不敢教书了。由这件事推断，褚少孙师事王式的时候，一定在公元前七四年以前。假设这时以二十多岁计，他的生年大概还和司马迁的垂暮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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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少孙恐怕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浅陋。这是因为他的先生王式既很高明，他又受了很好的训练故。据说褚少孙去应博士弟子选的时候，那些博士见他进退有礼，诵说有法，决不强不知以为知，便都惊问他：到底跟着什么人学的？他答说是学自王式。大家对于王式是早晓得的，便立刻都推荐王式了。可是征来的结果，被同是讲《鲁诗》的博士江公所辱，遂谢病免归。后来褚少孙也是博士了，也传《鲁诗》，所以“《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褚先生原来也是一个经学专家呢。一般人所以想象他浅陋的缘故，实在是因为《史记》中的许多不高明的补文，那本不一定是他写的，却早就记在他的帐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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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统观《史记》中，明明标为褚先生补写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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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代世表》后张夫子、褚先生问答的一段，说明契后稷无父而生的神话只是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并非真无父而生。至于《诗经》上说无父，传记上说有父，乃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话何尝不对！历史应该保存，神话也应该保存。同时褚先生的理性主义也流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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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后，补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叙至孝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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