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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是，他的《酷吏列传》是与《平准书》相表里的，因为《平准书》正是在经济方面给酷吏之产生以说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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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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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眼光也高极了！照司马迁所了解，武帝之所以从事武功，不只是由武帝一人的意志而然，实在是那时经济力量膨胀的结果，因经济力量膨胀而事侵略，因侵略而经济转趋衰歇，社会因而不安，于是酷吏任用。我想，就是现在非常时髦的唯物论者——用经济以解释帝国主义及社会的——也不过如此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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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这种唯物观点是近于马克思的话，则司马迁在另一方面，却有点近于弗洛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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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项氏之所阬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当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黥布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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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客观的力量（历史的趋势，地理的环境，经济的因素，性的关系），都是使司马迁采取了道家的自然主义的立场，归于无为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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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悲士不遇赋》（《艺文类聚》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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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是无为，这是他的人生观；在社会方面也主张无为，那是他的政治哲学。他认为社会现象原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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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货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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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不愧是道家的司马谈的儿子了！在这种基本认识上，他的思想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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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自然主义，他有他的科学态度。所以他在《刺客列传》中不采《国策》上“天雨粟，马生角”之说，以为大过。他更不信地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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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来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蒙恬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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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信龟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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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龟策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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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熟悉司马迁的讽刺笔调的，一定以为司马迁也是信龟策了，然而这恰是反面的话呢。要知道他惯于以褒作贬，惯于用最高的理智和当时的愚人开一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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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有一种取信的态度，恰像胡适之所谓的“拿证据来”。例如《日者列传》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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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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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证据还是要求于书本上的，至于《大宛列传》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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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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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要求实地的证据了。他之各地考察，以证实他的历史著作，也无非是这个同一要求的另一表现而已。这可以称为一种实证主义（positivism）。实证主义本也是自然主义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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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司马迁把道家思想应用于人事处更多。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凡是书中论到一个人的成败处，大体上都是采取道家的观点。例如论项羽之败是在“兴之暴”，是在“自矜功伐”；黥布之败也是在“拔兴之暴”，在“常为首虐，功冠诸侯”，于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他责备周亚夫的是“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所以“终以穷困”。他责备韩信的是“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因为这些人都是不晓得老子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道理，更缺乏老子所谓“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的修养的，司马迁之责论即是由老子立场而云然。反之，像司马迕之赞美张良“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自序》），也是同样就道家观点而加以欣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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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司马迁和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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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孟子荀卿列传》上说，荀子是赵人，而游学于齐，最后适楚。这是一个调和南北学派的人物。齐楚文化本为一系，荀子也恰是沟通了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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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虽是儒家，但已经采取了道家的思想。在《李斯列传》中，当李斯在最富贵的时候，曾忽然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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