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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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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究竟是一个历史家。司马迁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如何，在传统的评价中，原已有一种公论（虽然我们觉得不够），我们姑且引赵翼的一段话，以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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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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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思是说司马迁之功乃在给中国的所谓“正史”立下一个规模。其次称道司马迁的史学贡献的，是说他开创了“通史”，这说法最初为郑樵所提及，后来又为章学诚所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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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对司马迁的史学不满的，除了班固站在古典的立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而外，又有郑樵责其博雅不足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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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百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为迁恨者，博不足也。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俗，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新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通志·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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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雅不足”就仍是班固的同一观点，不过一从思想上论列，一从语言上论列而已。然而这在反面，却恰可以说明司马迁之浪漫精神，这不唯不足为病，却正是特色所在处。至于所谓博不足，却就是现代人所斤斤计较的史料的丰富不丰富的问题。我认为这也不过是“事后有先见之明”的可笑看法罢了。司马迁在那时实在已尽了搜集史料的能事了，而且他也是有着运用史料的方便的，古人著书不能像现在人一一标出来源，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再说一个历史家之可贵，并不在史料之多，而在对史料之了解，并能看出它的意义。现在人动辄说史料多少，这是只求广度，而忘了求深度了。司马迁之可贵，乃在他的“识”。由于他的“识”，于是他能对平凡的史料，而掘发出了意义。这岂是浅薄的人所能梦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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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从前人对司马迁所加的估价是不够的，所加的贬词也是不正确的——在一个英雄身上发现苍蝇似的瑕疵原不足为训。照我们现在的了解，我们认为司马迁除了为正史立下规模以及有通史的气魄之外，又有下面几种了不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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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个历史家的可贵，首在有一种“历史意识”。有历史意识，然后才能产生一种历史范畴。历史范畴是什么呢？历史范畴就是演化。凡是认为一切不变的，都不足以言史。自来的思想家，不外这两个观点：一是从概念出发，如柏拉图，如康德；一是从演化出发，如亚里斯多德，如黑格耳。司马迁恰恰是属于后者的。用他的名词说，就是变，就是渐，就是终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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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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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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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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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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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郑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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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十二诸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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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六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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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其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高祖功臣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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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表终始，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惠景间侯者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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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天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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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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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据《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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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渐”、“终始”三者之中，司马迁尤其时时提及的乃是终始。终始者并不是一堆死的东西，摆在那儿的，如果那样便只是史料而已了。一个历史家需要对于史料加以专家的把握，用司马迁的话讲就是：“综其终始”，“察其终始”，“谨其终始”，这里边实在包括许多方法和许多本领。“谨其终始”是客观地遵循这一种演变，“察其终始”是对于这一种演变加以观察，最后却要加以组织，那就是“综其终始”，而且更要看出其中的意义，寻出一种原则，也就是所谓“通古今之变”了。他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就因为前者是哲学家、文学家的看法，只有他之“综其终始”才是一个历史家的看法。这其中有司马迁的学力，也有他的识力。司马迁处处没忘了他是一个历史家，他处处运用这种历史意识，发挥这种意识，所以他可称为是中国上古第一个觉醒的担负着历史使命、历史课题的人。同时司马迁又有着诗人的天才，他往往把这种演化的趋势，就具体的事件上观察之，把握之，描写之，例如他对诸侯之被削弱，便从他们之“贫者或乘牛车”看出来（见《平准书》及《五宗世家》），因此他的历史意识乃是佐之以诗人的慧眼，于是烛照的角落更多，而表现出来的也更有着史诗性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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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司马迁是一个有史观的人，换言之，他有他对历史的一贯的看法。他有他的历史哲学。假若说他的历史意识，是在所谓“通古今之变”上，那末他的历史哲学，就是在“究天人之际”上。天人之际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客观力量和主观行为的消长结果。因为他看重客观力量，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史观乃是唯物史观。在客观力量之中，更重经济力量，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同时他所认识的客观力量并不是死的，而是在一种动态之中的，这动态却又有一种法则可寻，那就是盛衰循环，近于一种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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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卢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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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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