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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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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据《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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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渐”、“终始”三者之中，司马迁尤其时时提及的乃是终始。终始者并不是一堆死的东西，摆在那儿的，如果那样便只是史料而已了。一个历史家需要对于史料加以专家的把握，用司马迁的话讲就是：“综其终始”，“察其终始”，“谨其终始”，这里边实在包括许多方法和许多本领。“谨其终始”是客观地遵循这一种演变，“察其终始”是对于这一种演变加以观察，最后却要加以组织，那就是“综其终始”，而且更要看出其中的意义，寻出一种原则，也就是所谓“通古今之变”了。他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就因为前者是哲学家、文学家的看法，只有他之“综其终始”才是一个历史家的看法。这其中有司马迁的学力，也有他的识力。司马迁处处没忘了他是一个历史家，他处处运用这种历史意识，发挥这种意识，所以他可称为是中国上古第一个觉醒的担负着历史使命、历史课题的人。同时司马迁又有着诗人的天才，他往往把这种演化的趋势，就具体的事件上观察之，把握之，描写之，例如他对诸侯之被削弱，便从他们之“贫者或乘牛车”看出来（见《平准书》及《五宗世家》），因此他的历史意识乃是佐之以诗人的慧眼，于是烛照的角落更多，而表现出来的也更有着史诗性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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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司马迁是一个有史观的人，换言之，他有他对历史的一贯的看法。他有他的历史哲学。假若说他的历史意识，是在所谓“通古今之变”上，那末他的历史哲学，就是在“究天人之际”上。天人之际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客观力量和主观行为的消长结果。因为他看重客观力量，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史观乃是唯物史观。在客观力量之中，更重经济力量，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同时他所认识的客观力量并不是死的，而是在一种动态之中的，这动态却又有一种法则可寻，那就是盛衰循环，近于一种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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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卢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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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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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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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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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准书》中，是以经济的变动而解释吏治的变动的，这是唯物史观之绝好的说明。在《高祖本纪》中，也堪称为一种辩证的文化哲学。司马迁虽然不能时时抓牢唯物辩证法观点，但总算疏而不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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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讲文化哲学的人，往往定出一种周期来，如施贲格勒即谓每一种文化有两千年的寿命是。司马迁在这点上却也有近似的说法，这就是：“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天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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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司马迁承了中国学者的传统（尤其是由于他父亲的教育），并不以纯粹的客观事实之说明为限（他父亲一则说：“无忘吾所欲论著。”二则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可见都是要在历史书里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却还要致用，却还要从学术的研究中得出一种智慧，尤其是政治的智慧。他所得的智慧便是“承敝通变”。人类既在变化之中，为顺应这种大势，便只有采取变革的办法，而不能遵守故常了。这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历史教育的内容，他自己就是要担负这种教育的使命的，他在《史记》中，创“八书”，以为通史的榜样，用意也便在此。他在《自序》中已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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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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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司马光把自己的历史著作叫做《资治通鉴》，也仍是此意。因此往大处说，历史教育乃是一种政治教育。往小处说，历史教育却也起码是一种伦理教育。所以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历史一定有所刺讥褒贬，他认为这是孔子的遗教，孔子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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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十二诸侯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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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后来的人只注意了消极的作用，单有贬刺，而忽略了积极的意义罢了。司马迁在这一点上却又特别提醒。他遵循着他父亲的指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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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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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司马迁也正是这样实行着的。我们看他的《自序》中，每作一传，几乎都是“嘉”某人之某一方面如何而后动笔的。他恰如玛修·阿诺德对于批评的认识，是要把认为美好的东西宣传出去的。——中国的文学批评本寓于史，但很少人晓得这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就是了。政治教育和伦理教育是司马迁在历史教育上的认识和贡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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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司马迁的历史是真正人类整个活动的历史。这并不在乎史料的全不全（虽然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仍无可议），而在乎触及的方面广不广。英人弗里曼（E.A.Freeman）著《历史研究方法论》（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说：“历史家应该每事皆知。”（原书页四五）司马迁够这个资格——至少就那个时代说是够这个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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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记录人类的整个活动之中，司马迁尤其难得的是在他的历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他的《本纪》、《世家》虽然还是帝王贵族的史乘，然而其中也业已加入了一个布衣——孔子，和一个佣耕的陈涉了，至于列传中的仲尼弟子、游侠、刺客、滑稽等等，却大都是平民。就是像老、孟、荀那般学者，扁鹊、仓公那般技术人才以及老粗出身的那般将官，也都是小市民阶层的。美国历史家罗宾逊（J.H.Robinson）在《新史学》（T he New History）中所说的“为平民而著的历史”（“History for the common people”），司马迁实在已经庶几近之了。这不唯已往的历史家没有做到，就是司马迁以后的历史家也很少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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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在历史科学的方法上，司马迁的贡献尤其大。体裁的创制已由前人说过，我们不必多说。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司马迁的历史实在已由广度而更走入深度。正像德国史学家考尔夫（Korff）那般人所谓，历史的意义，不在探求外延，而更在探求内包。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这是第一点。其次是，历史本来是讲演化的，演化是纵的，是顺着一种线索的，这在司马迁固然已经很能把握了，但他却更进一步，在演进之中而加入一种体系的探求。例如他的《刺客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循吏列传》、《佞幸列传》、《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儒林列传》等，都是想用一种体系去整理的。这样的传记已经占列传的总数七分之一。八书更不用说。不但这样，就是他的标出人名的列传，也多半以类相从，例如老庄申韩可以称为“哲人列传”，孙子、吴起可以称为“兵家列传”，屈贾可以称为“诗人列传”是。再说就是列传与列传之间的排列也仍是有着连系的，例如《孙吴列传》之前便是《司马穰苴列传》，这同样是兵家；而《苏秦列传》之后便是《张仪列传》，这同样是纵横家；其他同样的例子不必尽举。这就可见司马迁乃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了。因此，他的书乃是演化与体系二者并重的，倘无前者固不足为“史”，倘无后者便也不能驾驭史，超乎史。这是他在史学方法上可贵的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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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之运用史料，鉴别史料（如《五帝本纪》中之以古文为准，《周本纪》中之辨居洛邑为受犬戎之攻而非为伐纣，《魏世家》中之论魏灭并非由于不用信陵，《苏秦张仪列传》中之推原苏秦蒙恶声之由），都有近于现代人的疑古和考证的方法处。再则他的彻底执行阙疑的办法，兼采众说，留待后人判断（如老子问题，如吕尚事周的情形等），这乃是近于美人温逊（Vincent）在他的《历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中所说历史判断与法官判断之异即在前者可不下判决，以待新证据（见原书页二五六）。这统是可贵的，但比起前二者来，总算是贡献中之小焉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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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在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上，司马迁有他的新见地，这就是对于秦的看法。他对于秦，估价很高，书中在在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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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六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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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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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历史家必须客观，必须不以成败论事，司马迁身居汉代而能不避嫌疑以论秦之历史地位，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在历史上的发明本多，现在只是举出最重大的一项以概其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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