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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元前六二四年时的文章。又如秦孝公发布的求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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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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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公元前三六二年的时候。后来如张仪之檄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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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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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公元前三二九年。秦昭王之约楚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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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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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公元前三○○年。到了始皇时代,我们又可略举数例,一是议帝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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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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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称始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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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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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废封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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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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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的时候。这些文字出自谁手,我们不晓得,但确是大手笔。当时最有名的大文学家则是李斯,我们试再举李斯的《焚书议》和《狱中上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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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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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公元前二一三年。过了五年,李斯被囚,又从狱中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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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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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的其他文章尚多,不尽录。从这许多的秦文看来,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非常直致、坦率、峻厉、爽利,而有一种骠悍骄横的力量。它的风格和战国时其他国家的文字不同。我们虽然还不曾对各国的文字统统作过分析,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战国的一般文字是一种以明快、锋利为特色的,而秦文在这方面并没有那样显著,反之,它的最显著的特点乃在有些霸气——原始的蛮横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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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原始的蛮横状态,使它不甚拘拘于形式,有时虽有骈句,但总是整而不齐,如李斯文章中“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仿佛是偶句了,但紧接着又加上一句“率群下以造谤”,便把那整齐的形式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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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西汉的文章虽然这样一线相承,但也经过了一种风格演化:那就是西汉时代的散文乃是把秦文更柔化了,更缠绵化了,更冲淡些了,更疏散些了。这是时代精神使然,也是《楚辞》的影响使然。司马迁讲西汉的政治时说:“汉兴,破觚而为圜,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酷吏列传》)这话同样可应用于风格的演化上。这就是所谓时代精神。同时《楚辞》中那种抒情的意味,又不知不觉间吸入于汉人的笔下,于是便更多了一番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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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男子退化了,就变为女人。”这话在生理学上的意义如何,我们不想去批评。但这永远是艺术上风格的演进的一个律则。秦文之变而为西汉,西汉变而为东汉、魏、晋,都可拿这原则去说明。文字变到东汉,那就似乎太女性化了,而在西汉时却恰到好处。粗野和强悍是去掉了,只剩下刚健,但却并没有步入柔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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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恰好的阶段上,出现了司马迁的散文。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称为奇而韵。奇就是来自秦文的矫健,而变为疏荡;韵就是由于经过《楚辞》的洗礼,使疏荡处不走入偏枯躁急,同时却又已经有着下一代的风格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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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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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不止是一个历史家,而且是文学家(而且他之文学家的成分实多于历史家处);《史记》也不止是历史书,而且是文学书;这统是尽人皆知的。但现在我们要强调一下,司马迁实在是意识地要把《史记》写成一部艺术品的,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实在是想尽量表现他的文采或者艺术天才的。讲艺术不能不讲形式,我认为《史记》一书里自有它的艺术形式律则。照我们所探研的结果,大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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