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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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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公元前三○○年。到了始皇时代，我们又可略举数例，一是议帝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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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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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称始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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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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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废封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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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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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的时候。这些文字出自谁手，我们不晓得，但确是大手笔。当时最有名的大文学家则是李斯，我们试再举李斯的《焚书议》和《狱中上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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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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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公元前二一三年。过了五年，李斯被囚，又从狱中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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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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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的其他文章尚多，不尽录。从这许多的秦文看来，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非常直致、坦率、峻厉、爽利，而有一种骠悍骄横的力量。它的风格和战国时其他国家的文字不同。我们虽然还不曾对各国的文字统统作过分析，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战国的一般文字是一种以明快、锋利为特色的，而秦文在这方面并没有那样显著，反之，它的最显著的特点乃在有些霸气——原始的蛮横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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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原始的蛮横状态，使它不甚拘拘于形式，有时虽有骈句，但总是整而不齐，如李斯文章中“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仿佛是偶句了，但紧接着又加上一句“率群下以造谤”，便把那整齐的形式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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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西汉的文章虽然这样一线相承，但也经过了一种风格演化：那就是西汉时代的散文乃是把秦文更柔化了，更缠绵化了，更冲淡些了，更疏散些了。这是时代精神使然，也是《楚辞》的影响使然。司马迁讲西汉的政治时说：“汉兴，破觚而为圜，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酷吏列传》）这话同样可应用于风格的演化上。这就是所谓时代精神。同时《楚辞》中那种抒情的意味，又不知不觉间吸入于汉人的笔下，于是便更多了一番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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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男子退化了，就变为女人。”这话在生理学上的意义如何，我们不想去批评。但这永远是艺术上风格的演进的一个律则。秦文之变而为西汉，西汉变而为东汉、魏、晋，都可拿这原则去说明。文字变到东汉，那就似乎太女性化了，而在西汉时却恰到好处。粗野和强悍是去掉了，只剩下刚健，但却并没有步入柔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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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恰好的阶段上，出现了司马迁的散文。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称为奇而韵。奇就是来自秦文的矫健，而变为疏荡；韵就是由于经过《楚辞》的洗礼，使疏荡处不走入偏枯躁急，同时却又已经有着下一代的风格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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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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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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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不止是一个历史家，而且是文学家（而且他之文学家的成分实多于历史家处）；《史记》也不止是历史书，而且是文学书；这统是尽人皆知的。但现在我们要强调一下，司马迁实在是意识地要把《史记》写成一部艺术品的，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实在是想尽量表现他的文采或者艺术天才的。讲艺术不能不讲形式，我认为《史记》一书里自有它的艺术形式律则。照我们所探研的结果，大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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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170602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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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统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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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竭力维持一篇作品的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在这种地方，他有时不惜牺牲历史上的真。可是他未尝没有补救的法子，那就是把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分散在不同的篇章里，而在同一篇章里则极力维持他那所要表现的某种突出的个性。例如《信陵君列传》里的主人公是仁厚而爱士的，几乎成了一个一无瑕疵的人物；而他之畏秦，不敢收留魏齐，不能欣赏虞卿之为了友道而抛弃相印，却写在《范睢蔡泽列传》里，又如在《汲郑列传》里的汲黯是多末鲠直、硬朗，又是一个一点缺陷也没有的人物；但在《酷吏列传》中却露出了他之和周阳由“俱为忮”了。原来司马迁对于他所塑造的人物，也以艺术品视之，不能让他有任何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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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篇传——写得成功的传（这样的文字约占全书之半），司马迁写来都有一个中心的主题。他仿佛晓得每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尽量去创造这一个生命，去维护这一个生命，去发扬这一个生命。他写的舜，是要写他是一个如何孝谨的人物；他写的秦始皇，是要写他是一个如何刚毅戾深的人物；他写的项羽，是写他如何代表一种狂飙突起的精神；他写的刘邦，是写他如何有着大度和豪气，但又不免带流氓的意味；他写的《封禅书》，是要在飘飘欲仙之中而有着讽刺；他写的《平准书》，是要在借写经济之便，而掘发着当时的吏制和刑法；《越世家》在写范蠡的坚忍；《孔子世家》在写孔子之学礼，问礼，好礼，习礼，讲礼；《陈涉世家》是讲的草莽英雄的粗枝大叶；《外戚世家》是讲的人生命运之渺茫；《萧相国世家》是在写高祖的忌刻；《留侯世家》是在写张良之道家人格之完整；《管晏列传》等于论友道；《孟荀列传》无异于论阿世苟合与特立独行的对立；《孟尝君列传》是在写一个无赖子弟的领袖；《平原君列传》却在写一个托大的公子哥儿生活；《信陵君列传》是写一个真正礼贤下士的榜样；《春申君列传》却在写一个政客的宦海升沈；《范睢列传》是在写一个由私人利害出发的人物的成和败；《蔺相如列传》是在写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之应变处世的技巧；《屈原列传》纯然是在抒情的氛围里；《李斯列传》却像是写一个人的人格演化的小说；《张耳陈馀列传》写人结怨之渐；《淮阴侯列传》写决断为一人成败之机；《叔孙通列传》写希世度务的人物之得意；（李将军列传》写才气无双的将军之轲；《平津侯列传》写老官僚的脸谱；《汲黯列传》写憨直人的心肠；《酷吏列传》在写惨酷之中仍注意着人才的高下；《大宛列传》则感慨之中又透露着风趣；《货殖列传》写趋富避贫是人类的自然欲望；《太史公自序》写善承父志和辅翼《六经》是自己的志事——几乎每一篇都有他不放松的主题，为他紧紧抓牢，一意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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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同是一件事，他可以写好几次，但因为场合的不同，他可以有好几种写法。例如鸿门之宴，就有下面这样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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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羽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