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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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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在公元前二一三年。过了五年,李斯被囚,又从狱中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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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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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的其他文章尚多,不尽录。从这许多的秦文看来,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印象,那就是非常直致、坦率、峻厉、爽利,而有一种骠悍骄横的力量。它的风格和战国时其他国家的文字不同。我们虽然还不曾对各国的文字统统作过分析,但至少我们可以说战国的一般文字是一种以明快、锋利为特色的,而秦文在这方面并没有那样显著,反之,它的最显著的特点乃在有些霸气——原始的蛮横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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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种原始的蛮横状态,使它不甚拘拘于形式,有时虽有骈句,但总是整而不齐,如李斯文章中“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仿佛是偶句了,但紧接着又加上一句“率群下以造谤”,便把那整齐的形式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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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和西汉的文章虽然这样一线相承,但也经过了一种风格演化:那就是西汉时代的散文乃是把秦文更柔化了,更缠绵化了,更冲淡些了,更疏散些了。这是时代精神使然,也是《楚辞》的影响使然。司马迁讲西汉的政治时说:“汉兴,破觚而为圜,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酷吏列传》)这话同样可应用于风格的演化上。这就是所谓时代精神。同时《楚辞》中那种抒情的意味,又不知不觉间吸入于汉人的笔下,于是便更多了一番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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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男子退化了,就变为女人。”这话在生理学上的意义如何,我们不想去批评。但这永远是艺术上风格的演进的一个律则。秦文之变而为西汉,西汉变而为东汉、魏、晋,都可拿这原则去说明。文字变到东汉,那就似乎太女性化了,而在西汉时却恰到好处。粗野和强悍是去掉了,只剩下刚健,但却并没有步入柔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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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恰好的阶段上,出现了司马迁的散文。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称为奇而韵。奇就是来自秦文的矫健,而变为疏荡;韵就是由于经过《楚辞》的洗礼,使疏荡处不走入偏枯躁急,同时却又已经有着下一代的风格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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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记》书中的形式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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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不止是一个历史家,而且是文学家(而且他之文学家的成分实多于历史家处);《史记》也不止是历史书,而且是文学书;这统是尽人皆知的。但现在我们要强调一下,司马迁实在是意识地要把《史记》写成一部艺术品的,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实在是想尽量表现他的文采或者艺术天才的。讲艺术不能不讲形式,我认为《史记》一书里自有它的艺术形式律则。照我们所探研的结果,大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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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统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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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竭力维持一篇作品的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在这种地方,他有时不惜牺牲历史上的真。可是他未尝没有补救的法子,那就是把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分散在不同的篇章里,而在同一篇章里则极力维持他那所要表现的某种突出的个性。例如《信陵君列传》里的主人公是仁厚而爱士的,几乎成了一个一无瑕疵的人物;而他之畏秦,不敢收留魏齐,不能欣赏虞卿之为了友道而抛弃相印,却写在《范睢蔡泽列传》里,又如在《汲郑列传》里的汲黯是多末鲠直、硬朗,又是一个一点缺陷也没有的人物;但在《酷吏列传》中却露出了他之和周阳由“俱为忮”了。原来司马迁对于他所塑造的人物,也以艺术品视之,不能让他有任何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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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篇传——写得成功的传(这样的文字约占全书之半),司马迁写来都有一个中心的主题。他仿佛晓得每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尽量去创造这一个生命,去维护这一个生命,去发扬这一个生命。他写的舜,是要写他是一个如何孝谨的人物;他写的秦始皇,是要写他是一个如何刚毅戾深的人物;他写的项羽,是写他如何代表一种狂飙突起的精神;他写的刘邦,是写他如何有着大度和豪气,但又不免带流氓的意味;他写的《封禅书》,是要在飘飘欲仙之中而有着讽刺;他写的《平准书》,是要在借写经济之便,而掘发着当时的吏制和刑法;《越世家》在写范蠡的坚忍;《孔子世家》在写孔子之学礼,问礼,好礼,习礼,讲礼;《陈涉世家》是讲的草莽英雄的粗枝大叶;《外戚世家》是讲的人生命运之渺茫;《萧相国世家》是在写高祖的忌刻;《留侯世家》是在写张良之道家人格之完整;《管晏列传》等于论友道;《孟荀列传》无异于论阿世苟合与特立独行的对立;《孟尝君列传》是在写一个无赖子弟的领袖;《平原君列传》却在写一个托大的公子哥儿生活;《信陵君列传》是写一个真正礼贤下士的榜样;《春申君列传》却在写一个政客的宦海升沈;《范睢列传》是在写一个由私人利害出发的人物的成和败;《蔺相如列传》是在写一个智勇双全的人物之应变处世的技巧;《屈原列传》纯然是在抒情的氛围里;《李斯列传》却像是写一个人的人格演化的小说;《张耳陈馀列传》写人结怨之渐;《淮阴侯列传》写决断为一人成败之机;《叔孙通列传》写希世度务的人物之得意;(李将军列传》写才气无双的将军之轲;《平津侯列传》写老官僚的脸谱;《汲黯列传》写憨直人的心肠;《酷吏列传》在写惨酷之中仍注意着人才的高下;《大宛列传》则感慨之中又透露着风趣;《货殖列传》写趋富避贫是人类的自然欲望;《太史公自序》写善承父志和辅翼《六经》是自己的志事——几乎每一篇都有他不放松的主题,为他紧紧抓牢,一意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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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趣的是:同是一件事,他可以写好几次,但因为场合的不同,他可以有好几种写法。例如鸿门之宴,就有下面这样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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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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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俱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我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1),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须臾,沛公如厕,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骊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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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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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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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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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沛公曰:“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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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樊郦滕灌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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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馀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飨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肩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座,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入到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郤,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诮让项羽,沛公事几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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