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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四篇,属于秦始皇时代的集团。《刺客列传》重在荆轲,不过既叙其事,便也把荆轲以前的同类事也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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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耳陈馀列传》、《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三篇又是一个集团,这是陈涉、项羽之际的人物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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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淮阴侯列传》到《季布栾布列传》,共九篇,所叙却属汉高祖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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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袁盎晁错列传》到《吴王濞列传》,共六篇,所叙却属文、景二帝时代人,其中《扁鹊仓公列传》本重在仓公,而扁鹊也是因同为名医而先叙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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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下自《魏其武安列传》到《太史公自序》共二十四篇,所叙大体上属于武帝时的人物。这其中只有《循吏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似乎所叙都不是武帝时代的人物,但《滑稽列传》和《货殖列传》本不能放在列传的前头,而《循吏列传》是为与《酷吏列传》相对,所以只好放在《酷吏列传》之前。中间因为汲、郑二人也勉强可以称为汉武帝时的循吏,而儒林诸公也受酷吏的摧残与利用,故并插入二者之间。至于李广为名将,自然当在卫青、霍去病传之前,顾炎武说:“因为匈奴犯塞而有卫霍之功,故序匈奴于《卫将军骠骑传》之前。”因而中间又插入《匈奴列传》。《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四传都是以类相从。公孙弘、主父偃都有谏边郡之事,所以也次于四夷传之前,而在霍、卫传之后。因西南夷而及于奉使巴蜀的司马相如,所以《司马相如列传》又在《西南夷列传》之后。只有《大宛列传》何以在《酷吏列传》与《游侠列传》之间,而不在四夷传前后,我们却想不出什么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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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体上说,七十列传是有计划排列的。至于十个年表是以时代相次,却又参照先贵族后功臣的原理,所以《汉兴以来将相名臣》作了殿尾。“八书”的次第大概是依照了六艺,所以《礼》、《乐》二书居首;《律书》是兵书,相当于射;《历书》和《天官书》,相当于数。《封禅》接近于天官,故又次之。“不封禅兮安知外”,因封禅而知水灾,故《河渠书》再次之。《平准书》在最后,是像《货殖列传》在列传的末尾一样,因为用经济来解释社会和政治,那代表司马迁站在唯物论来了解历史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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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看,可以见出司马迁对于《史记》一书的整个设计,而造成了全书之整个建筑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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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就司马迁对于单篇的结构看,他也是有意的要造成部分的建筑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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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所写的合传,都是有理由才合并写的。就史学的意义说,他是要在演化之中而寻出体系;就美学的意义说,他是利用对照或对称的原理,而组成一种艺术品。这都是我们已经讲过的。不过也有不十分明显的,我们在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平原君、虞卿合传,单就本传看是看不出理由的,就《范睢传》看就晓得了,原来他两人对于魏齐都很有些古道热肠:虞卿肯为朋友弃了相印,平原君肯为朋友而为秦昭王所困,这气味实在有些相投。并且由《范睢传》看,才晓得司马迁在《平原君传赞》中所下的“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的评语之故。韩王信和卢绾合传是因为二人同是处于一种情势而反汉,这就是赞中所谓“日疏自危,事穷智困”。樊、郦、滕、灌四人之合传,是因为都有武功,又都没有叛。《张丞相列传》中附及周昌、任敖、申屠嘉,是因为四人都是高祖时人,都老寿,又都各有所长。《万石张叔列传》中附及卫绾、直不疑、周文,是因为这一群都是恭谨之流。不过司马迁叙他们很有分寸,赞中说:“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处馅,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是在他们共同点之中而又分出差等的,这赞语真是铢两悉称了。平津侯、主父偃之所以合传,除了有着对照外,又因为主父偃是公孙弘杀之。在合传中写得最有统一性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和《魏其武安列传》,那故事真是有机地穿插在一起了,业已超出了形式律则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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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史记》在每一篇文字中,确乎有首尾的呼应。例如《封禅书》中,开头即谓:“自古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矣(3),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后来说秦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便道:“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再后来在讲过许多神怪之后,说到汉武帝要封禅了,便道:“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这就是回应上边的“即事用希”。司马迁惯于以秦骂汉,上面一个回应,即旨在说汉武帝之无其应而用事;后一个回应,却是重在功不至,德不洽。《封禅书》是叫人看得相当散漫的文字,但在这建筑物之中,仍然像设下钢骨水泥,架子很坚牢。在《越世家》中,后半叙范蠡成为大富翁,虽然有坚忍的线索在贯穿着,但仍然似乎有些牵合,于是司马迁早已有了主意,在开始劝越王暂时屈膝时,范蠡已经这样说:“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这里已经提到市了,范蠡会大做买卖也就不突兀了。又如在《货殖列传》中,表面看也是散漫的文字,但是开头所谓“君子富好行其德”,就是由下面范蠡去回应,“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开头所谓“人富而仁义附焉”,就是下文所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开头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就是下文所举壮士在军,闾巷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弋射渔猎,博戏驰逐,医方技术,吏士弄法,一切在求富益货的总说明。下半则全然讲素封,先说:“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中谓:“蜀卓氏之先……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结谓:“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所以这篇文章依然有着首尾皆具的形式。再如《酷吏列传》中,先提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的结论,其后叙到义纵时说:“取为小治,奸益不胜。”叙到王温舒等时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都是顺着同一个筋骨的。至于《李将军列传》中,在篇首叙他的先人李信,篇末叙他的子孙李敢、李陵,也叫人觉得有一种形式。这种在每一篇中的结构形式,颇像一个纪念殿堂,在那前后都各有一个小牌坊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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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注意的,这又不独一篇为然,就一般小文,记某一个人的一段词令,也往往采取此法,书中例子随处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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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本纪》中樊哙对项羽道:“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功高而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在这里,“秦王有虎狼之心”和“亡秦之续”是呼应着的。又项羽对他的骑兵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天之亡我,非战之罪”,其中两言之,便也构成一种首尾呼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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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世家》中范蠡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免,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已望其丧之来也。”“必杀其弟”和“卒以杀其弟”也呼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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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君列传》中毛遂对楚王说:“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伯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以及后来平原君对毛遂说:“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在前者,“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在后者,“胜不敢复相士。”都是首尾各自重复一次,以为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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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陵君列传》中,“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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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唐列传》中,冯唐说文帝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文帝大怒,以为冯唐不该当众侮辱,后来又问他:“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冯唐对了一大篇,从上古之遣将推毂起,说到李牧之如何可以放手去做,说到赵王迁之因谗诛李牧,遂致为秦所灭,说到现在就有一个魏尚,即有名将之风,而削爵被罚,他直然说文帝“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于是说:“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这小段文字则宛如坐飞机俯瞰风景一样,回翔一过,经历了千岩万壑,却又看到原来的山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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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长孺列传》中,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乡;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侘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这尤其是书中常见的形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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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司马迁为增加一篇文字的结构之美,常常使用一种重复的事项,让他的出现就像一种旋律,又像建筑长廊中的列柱似的,也的确构成一种美。例如在《项羽本纪》中,作为那样旋律的就是八千人和粮食:“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绝楚粮食,项王患之。……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尽。……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饥而遂取之。’……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八千人代表项羽起事时的豪气,最后无一人还,真有些不堪回首,粮食一节则是他的致命伤,篇中都频频提及,这都增高了全文的悲剧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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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萧相国世家》中,萧何为避汉高祖的猜忌,让封并以家私财佐军,“高祖乃大喜”;又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乃大说”;果然怨声载道了,“上大笑曰:夫相国乃利民。”这大喜、大说、大笑也都是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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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侯世家》中,张良遇圯上老人一段,先叫他拾鞋,他“愕然,欲殴之”;以后老人又伸脚叫他给穿上,他“殊大惊,随目之”;老人与他相约会,他“因怪之”;到了老人与他相会时,第一次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第二次复怒曰:“后,何也?”最后一次,张良不到夜半就去先等了,老人喜曰:“当如是!”这也很有一种韵律。这情景宛如信陵君之待侯生,那里一方面是上升律的应用,一方面也是这种韵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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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原君列传》,写毛遂使楚事,是用十九人为韵律:“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发也。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这十九人不过抵毛遂一人,这一方面是对照律的应用,却也是表现散文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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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刺客列传》中,写燕太子丹约荆轲刺秦王,说了一大篇以后,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后来答应了,燕太子丹给他车骑、美女,以顺适其意,但“久之,荆轲未有行意”。这两个“久之”也是韵律。同样的是《张释之列传》中,也屡用“久之”,以为节奏:“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顷之,至中郎将,从行之霸陵。……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张廷尉事景帝岁馀,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头几个“久之”是见虽以文帝之贤,而张释之执法的态度之难入;最后一个“久之”是写景帝仍然忌恨张释之从前劾他不敬的事,而使张释之郁郁而终。其中又用“顷之”以为对照,“顷之”者见不合法的事情之层见叠出,这韵律是太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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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卢绾列传》中则以“至其亲幸,莫如卢绾”,“乃立卢绾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为韵律;《夏侯婴传》中则以“太仆”为韵律;《灌婴传》中则以“疾战”为韵律;《李将军列传》中则以“善射”为韵律;《大宛列传》中则以“马”为韵律;而《酷吏列传》中以“上以为能”为韵律,那是别有击鼓而骂之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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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司马迁在一篇的末尾,善于留有一些馀韵,令人读他的作品将毕时还要掩卷而思,或者有些咏叹似的。我们只检最佳的例子说一说吧:如《项羽本纪》最后写项羽死后,各地皆降,独鲁不下,直到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项羽是一个重感情的人,鲁人对他的忠诚,可以稍慰他的寂寞,而始封鲁公,终葬鲁地,颇有一场大梦的感觉,刘邦和他对敌了这样久,泣之而去,也颇有到了大限,恩怨俱消,而项羽之可爱的人格永远在人心怀之意。所以这文字结束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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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本纪》的结尾乃在还沛,而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他也感慨伤怀起来。“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这样一来,于是一个流氓皇帝就还是一个多情的常人了。司马迁愿意和任何人的内心相接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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