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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樊城》 《浣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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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亭会》 《鱼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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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渑池会》（或称《完璧归赵》）《未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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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雷神》（或称《孙庞斗智》）《喜封侯》（或称《蒯彻装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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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台》 《盗宗卷》（或称《兴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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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锋》 《监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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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浪椎》 《文君当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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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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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统统是由《史记》中的故事而变为剧本的，正如唐人的传奇之作为元明剧作家的材料来源一样，也正如中世纪的传说之为莎士比亚所取资一样。司马迁的《史记》是成了宋明清的剧作家的探宝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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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过司马迁不惟影响了后来的小说，他本人就也是一个小说家；这话同样可以说他和戏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这是就他之善于写紧张的局面（如楚汉大战、荆轲刺秦王、灌夫闹酒等），以及善于写对话而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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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司马迁不唯在传统的文艺上有他的地位，就是以现代的文艺类属去衡量时，也同样有他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比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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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司马迁之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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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一个创作家，但是，同时也是一个批评家。——中国的文学批评本来常和历史家成为不解缘。司马迁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我们可由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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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他的理论，这又可分为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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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艺创作之心理学的根据 人为什么要创作？历来学者的答复是并不一致的。有的以为有利于“世道人心”；有的以为是一种经济行为；有的以为是为求偶；又有的以为是替统治阶级说话，以拥护其利益；更有的则以为有如清泉松风，无非是一种天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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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答案都可以说明一部分的作品，或作品的一部分，但不能解释所有作品，或整个作品，因为他们全然忽略了文艺创作家个人的心理的缘故。创作本是人类心灵至高的活动，在心理方面岂可以无因？所以现代的心理学界，有以“压抑说”和“补偿说”来解释文艺的创作的了，但我们在两千多年前，却也早已有了一个同调，这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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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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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少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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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十二诸侯年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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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平原君虞卿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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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可说是司马迁自己的体会和自白。我们不要忘了他是一个创作家，他之体会到创作的冲动之来源时，与其谓为由往例归纳而得，无宁说也是由自己的实际体验扩充而出，却又悟到前人也是如此而已。你看他在“故述往事，思来者”之后紧接着说：“于是自述陶唐以来，至获麟止，自黄帝始。”在“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之后，紧接着说：“仆窃不逊，自托于无能之辞。”司知他完全是以一个创作家而作的一种创作过程的自白，说到前人处却只是印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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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是一个创作家的创作过程之自白，所以更值得我们重视，也更增加了我们的信赖，并更显得其中确有几分真理。按照变态心理学家佛洛乙德（Freud）说：创作是人类受了压抑的欲望，在一种象征世界里的满足，所以创作与梦同功。厨川白村之《苦闷的象征》即根据于此。不过佛洛乙德在人类压抑的欲望中特别强调“性的要求”，未免把人类的生活看得太狭——至少把一般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之创作的动机看得太狭了。后来阿德勒（Adler）又创了一种“补偿说”，以为人类在某一方面有着缺陷，便会发生“落伍情意综”（Inferiorty Complex），于是常在另一方面要求胜过他人，以为补偿。例如他说许多写实的小说家都是因为眼睛近视，看不清楚，由于这方面不如人，遂发生“落伍情意综”，结果遂在想象方面特别用力，思有以胜过他人，于是那描写入微的栩栩欲生的作品便产生了。司马迁的学说和他们有些相近，但佛洛乙德、阿德勒都是心理学家，厨川白村只是文艺理论家，远不如司马迁以一个创作家而“现身说法”来得更真切，更可靠，更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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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加以比较。照司马迁的意思，创作的动机无疑也是一种补偿。他所谓“意有所郁结”恰可相当于“情意综”。既然说“有所郁结”，又说“不得通其道”，可知是有被压抑的成分了，这一点和佛洛乙德的看法相同；但被压抑的却并不一定是性的要求，则和佛洛乙德相异。而且司马迁认为文艺者并不是这种被压抑的欲望之象征的满足，却是在另一方面求一种补偿，此则更和佛洛乙德有距离而接近于阿德勒。然而阿德勒的说法却又嫌过分重视落伍情意综，所给的说明也未免琐碎鄙近，难道一个大写实主义的作家如莫泊桑的创作也只是因为眼睛的近视么？至于司马迁的解释，却是多方面的：或事业失败，如孔子；或精神郁闷，如虞卿；或遭遇不平，如屈原、韩非；或肢体受难，如孙膑、左丘。司马迁的看法是广阔得多，注意之点也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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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马迁的意思尚不止此。他觉得另有两点也很重要：一是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才华总有一种自觉，而不愿意随便埋没，这就是所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报任少卿书》）貌美的人不会躲在家里，口才好的人不会学缄默，天才总是自知的，也没有不爱表现的。虚伪谦卑的人决不会有伟大的作品。二是创作由于寂寞。人类最难为怀的时候，无过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了。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写一写荆轲如何刺秦王，杨志如何卖刀，或者林冲如何雪夜上梁山了（鲁迅躲在会馆里抄古碑的时候才写《呐喊》）！“述往事，思来者”，正就是这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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